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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杀了。她的丈夫因为有变节行为，所以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老同志介绍，她和丈夫过去感情关系一直很好，并留下两个孩子。他们全家在监狱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非常不容易。解放后，她带着俩个孩子，后来其中一个孩子又因车祸而夭折了……几十年来，她的人生充满磨难。在监狱时，她也抬不起头来，丈夫毕竟是有严重变节行为的人，难友们对她并不信任。解放后，由于她一直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她内心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年轻美貌的她坚持不嫁、独自生活，其本身就容易招惹一些非议，更有人拿这个来攻击她是为了忠贞其“叛徒丈夫”。她不知因此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委屈，但她仍然挺了过来。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党员资格因此也受到责疑，而且长时间地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她想通过在单位里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重新入党，然而，等待她的结果是：“你丈夫是叛徒，你不同他划清界限，怎么可能让你再入党呢？”《红岩》小说出版后红了几十年，她则因为是“甫志高”的老婆而黑了几十年……“文革”中，她这个“叛徒的老婆”被整得死去活来，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也许早已离开了人世。直到1981年，她才重新获得组织的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当然，现在她很好，可有谁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样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多苦啊！她的心历其实远远超过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苦难，也并不比敌人大屠杀毁灭其生命好受多少！

受辱女人的心是用苦黄莲加泪水凝垒而成的。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像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关于左绍英烈士，需要在此介绍一下：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份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莹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业，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共产党员的尸体，跟共产党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莹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质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即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