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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拿出一部分，给这位贫病交加的战友。当时，他没有把到壁山见邓平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保守秘密，不让那个我知道邓平同志住的地方。

国鋕的确是脱险了！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鋕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鋕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然而没有几天，同志们却听到了国鋕被捕的消息，他们既不相信这是事实，但确在他们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国鋕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然而，国鋕的确被捕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我4月14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这个市委副书记、国鋕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鋕的去向。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做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他向行动组长漆玉麟交代说：“你要知道，季缕已经够滑头的了，可是这个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你大意不得一点”。你们到荣昌去，不要坐军字号牌的汽车，我给你们借一辆商字号牌的车子。你们到离荣昌县城还有一公里远的地方就下车，步行进城，让汽车开到银行旁边停下，向司机交代对外说是重庆银行的人坐的”。并对漆玉麟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强调决不能再让刘国鋕跑掉等等。特务组长带着警卫组长黄声扬、陈林、章加三人，化装后坐了一辆银行的小轿车就兼程出发，当天下午赶到了荣昌。特务们按徐远举的部署，立即同荣昌县政府联系，他们同荣昌县政府、荣昌县党部主任密商后，连夜决定了逮捕刘国鋕的各项行动、紧张地部署了一切。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荣昌的，国鋕比我早去两、三天。这是国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夫比国鋕约长一、二十岁，因二伯无后、自幼过继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见面。我们在郭家是作客，国鋕说是陪我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当地大财主，人住在县城，乡下有许多土地，还有碉楼之类。我和国鋕商定，只能在县城呆两天，然后就说同去乡下玩耍，国鋕借故留在乡下，由我返回县城内来等候与组织联系，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是否回重庆的问题。无论是国鋕和我都没料到事情发展地如此迅速，绝没想到冉益智已经被捕而且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还在研究着各种方案、准备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是漆黑的，国鋕已经发觉了特务包围了住处，立即跑出郭家后花园，到了城墙的缺口处，试图再次逃脱。但特务们已是层层包围……我躺在床上，听到院内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众多的跑步声，只听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这时一动也没有动，只盼望国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务随即闯进我的卧室，掀开蚊帐，喝令我起床，拿着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么名字，押着我就往外走。这时，这街上没有行人，特务将我押进荣昌县政府，我听到国鋕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抓人　？＇…＇”进入一间屋子时，我看见国鋕已先到这里，手上戴着手铐。

特务们没有在荣仓停留，当即将国鋕和我押进一辆小轿车。我俩在后座的中间，两边各一个特务，司机旁边还有一个特务。这时，我才注意到马路上有很多持枪的家伙，我们坐的这辆车前后还有吉普车、卡车……车向重庆方向驶去。我在想：究竟是谁叛变了？我仔细地回忆几天来的一点一滴每一个细小情节，可我这天真、幼稚的脑袋，怎么也没有想过国鋕的上级、我的入党监誓人……。我是那么真诚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被捕，我感到没有尽到保护国鋕的责任，我难过……。当我想着、凝视着他的时候，他是那样镇静、安详，他艰难地伸过戴着手铐的左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轻声地说道：“小东西！坚强些！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这时，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样给我巨大的力量，我似乎是幸运地还在他身旁。这是我们最后能紧紧地靠在一起的时光，让温暖永远留在我们身上吧。他旁边的一个特务拿出一张照片向我们中间递来，向着国鋕说道：“少爷！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这个也是吗？”特务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