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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蒙古人如此简单才使得元帝国很特殊：既有盛唐一样的繁荣，也有奴隶国家般的黑暗，原因和汉帝国“文景之治”时相似——蒙古人只注重对钱财的获取，至于国家管理则不那么关心，因此也就是在实际上实行了一种无为而治，蒙古人甚至懒到了把税收这样的国家大事都承包出去，因此，蒙元帝国很繁荣是真的，很黑暗也是真的，因为国家的基本面是自由的，经济是自由的，国际贸易是自由的，但蒙古人普遍的贪婪也是真真切切的，只不过在前半期基本面起主要作用，后半期蒙古人的贪婪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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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1）

在明帝国的300年中，只有“靖难之役”后的30年是最安定幸福的，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种斗争中度过的。明朝绝大多数皇帝身旁总是有一个手握权柄的太监，这导致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宦官帝国。而中国的历史表明，宦官当政，绝对祸国殃民。

宦官作乱

明朝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宦官力量。中国的宦官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黄金期”：汉朝、唐朝和明朝。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是明朝的四大宦官，虽然他们真正横行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0年左右，这对有300年历史的明朝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这些宦官所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小，他们在短时间内造成的裂缝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愈合过。

研究明史的人分成很多派，也就是所谓的学派，其中有一派认为明朝从制度上有三大隐患基因：一是废除了宰相；二是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三是宦官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一些著名学者还著书立说，称此举加强了皇权，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产生了多少多少危害；另一派于是也赶紧著书立说，阐明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大学士并没有加强皇权，甚至还削弱了皇权。宰相是政府组织机构的首脑，相当于总理，废除宰相制，改为内阁学士制，其实我认为这种内阁学士制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总统制，总统下面并没有总理，虽然有一个国务卿，但这个国务卿与总理不可相提并论，他实际上相当于总统第一助理，也就相当于内阁首辅。也就是说，明朝实行的相当于总统制，以往有相位的朝代相当于总统—总理制。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像无论是总统制还是总统—总理二元制并没有改变西方*政治这个根本一样，不过是在*政治的框架内做了些具有本国特色的调整，这也根本没有必要纠缠皇帝的权利到底因此是大了还是小了，中国学者往往就有这种孔乙己精神，喜欢研究茴香豆的“茴”字问题，为此还争得面红耳赤。明朝的皇帝、太监、文臣三者形成了三角力量，皇帝的权力是有所失衡，但比较前朝历代皇帝来说，皇帝的权威在这种制衡体制中并没有多少根本上的损失，只有相对的权力衰微。

至于锦衣卫倒是明朝一大特色，而且也的确是祸害的根源之一。其实，警察制度在任何国家都存在，这是内部的免疫系统，必须要有这么个组织，但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失去平衡。

其实，任何朝代的衰亡，都有中国历史中固有的因素，比如外患问题；也有这个朝代自身的问题，如秦、隋等内部压力过大，宋朝文强兵弱等。世界各国也都是有这样的因素，不过中国环境相对隔绝，受外界干扰较少，因而显得更加明显。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设立东厂，其实都是内斗达到了高潮的表现。中国历朝历代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长期处于停滞水平，只不过表现在一些技术性的前进，比如小农耕作水平越来也高，最后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精耕细作。但在内部统治艺术方面却每朝每代都在改版和升级，如汉朝鉴于分封制导致七国之乱，后来改为郡县制；隋朝鉴于魏晋南北朝世族屡屡掣肘皇权而设立科举制；宋朝鉴于唐藩镇制度危害不浅而杯酒释兵权；到了明朝，明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废除宰相制而设立了一个参谋性质的内阁大学士制，另外又设立了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特务警察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如同杜勒斯家族那样，在兄弟二人中，一个身为国务卿，一个则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情报模式”，朱元璋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力控制模式，只不过有时候事与愿违，内阁大学士制度从根本上还是没改变什么，严嵩、张居正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号，但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宰相，其位置、权力、施政都与宰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特务警察制度就不同于以往了，锦衣卫、东厂等特务警察组织比以往任何朝代的同类组织权力都要大得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