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1/4 页)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莫关山几万程。

刘文典很快就读到了陈寅恪这首悲怆激越的七律，联想到自己奔波千里、千转百折的类似经历，一种知音难得的悲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立即挥毫泼墨，将陈寅恪的这首诗抄录了下来，赠给了一向帮助西南联大的当地学者马竹斋先生。马先生视为珍宝，精心收藏，如今原件存于蒙自档案馆。

到了蒙自之后，由于生了疟疾，陈寅恪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此之前，陈寅恪患有眼疾，视力大不如前，并有逐步衰竭的趋向。战时经济紧张，蒙自的生活虽然还算过得去，但也几乎只能是保证每天不至于饿肚子，更多的营养就谈不上了，这都加剧了陈寅恪的病情。〃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有时候想想，难免落寞孤寂。幸好，云南还有吴宓，还有刘文典。

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吴宓、刘文典都是他的〃患难之交〃。经历过战乱的侵扰之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繁荣景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逐渐模糊起来。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他还在清华苦苦撑持〃12　。而一直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总有吴宓、刘文典这两位至交。

吴宓是最早提出将陈寅恪〃挖〃到清华的人，他与陈寅恪的亲密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在厚厚几十本的《吴宓日记》里，只要两个人同在一地，总能见到两人过往相交的记录，从读书到交友，两人甚至还一道出钱宴请宾客。

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第56节：偶像陈寅恪（8）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多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