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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辆拖木头的车没停。不久后另一辆红色的桑塔那牌小轿车也看见了乌云，司机噢地叫了一声，减了速，坐在车后打盹的干部说，别停下来，我们还得赶到省城开会呢，不要耽误了时间。红色的桑塔那拐了个弯，小心翼翼地从乌云的身边开过去，车身带起的寒风掀动了乌云头上的缕缕白发。大约一小时后，县里体校的一位老师带着他的两名弟子练长跑，他们发现了乌云。他们拦住了一辆进城卖菜的板车，把乌云拖到了县医院。夜班护士很不耐烦，至少拖了十五分钟才穿上衣服开了门，她立刻认出了车祸的遇害者是老院长，她一边让体校的老师把乌云抱上检查台，一边跑去叫起了值班医生。半小时后，外科主任、院长和院党委书记都赶到了医院，医院立刻组织急救，几乎所有科室都有人介入了这场大规模的急救活动。乌云送到医院时手脚已经冰凉了，呼吸相当微弱，心跳几乎测不到了，血压也降到极限，好在病人被送到医院后的这段时间里医院的抢救是及时的，院长亲自上了手术台，直到中午他都没有离开一步。院党委书记下令，不惜一切手段，不考虑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老院长救过来！到下午五点钟左右，乌云的呼吸，心跳和血压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控制，乌云的生命得到了挽救。从某种角度说，这种病例的急救成功在县医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被写进院志。但是，说乌云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这是一个含糊的说法，至少在当今一些欧美国家的临床和法律介定中，这个说法已被列为谬误或与事实不符。对乌云诊断的结果是，腿部、肘部深度擦伤；膝关节严重挫伤；左腿胫骨多处断裂，其中包括六八年摔断过的那个地方，因为体校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不懂急救常识，在搬运时没有采取保护性措施，致使断裂处严重错位，给日后的复位和愈合带来一些麻烦。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由于病人头部受到了严重撞击，受伤后又没有得到及时抢救（据事后调查，伤者从事发的头天晚上八时到次日凌晨六时半，这其中十个半小时处于无人监护的休克状态），大脑长期性极度缺氧，致使病人在抢救措施实施之前大脑组织已全部坏死，也就是说，病人除了呼吸、心跳和血压可测之外，已经不再有别的生命表现状态，用医学术语来说，病人已成为一个植物人。

诊断结果出来后，外科主任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院党委书记申明态度。外科主任说，骨折的地方我负责复位，擦伤和挫伤的患部治疗，要治不好，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处分，但脑坏死我不能负责，也不是我想负责就能负得起责的。院党委书记也是搞医的出身，虽说搞党务之前只是个麻醉师，但脑坏死的无可逆转性他还是懂的，所以他并没有为难外科主任。医院仍不放心，担心误诊并企望有一线希望，决定请大医院的专家会诊。因为患者有骨折现象，不便长途搬运，医院找县银行和一家私营企业主借了一辆宝马牌轿车和一辆蓝鸟王轿车，从武汉请来了同济医院的两位专家。专家的诊断很严谨也很简单，除了诊断出患者带有陈旧性脑震荡之外，诊断结果和县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患者为缺氧性脑组织深度坏死，已经失去脑治疗意义了。专家临走时还教给外科主任一种判断脑坏死患者的简易而准确的方法：用神经反射和脑电图观测双结合的观察方法，连续二十四小时观察，所诊断出的结果，其正确性目前在临床上为百分之百。院党委书记不肯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在送专家上车的时候他问，她还能活回来吗？难道完全没有希望了吗？专家很耐心，一点儿也没有怪罪党委书记对常识性的缺乏，专家说，按照中国的临床理论和法律解释，患者并没有死亡，她仍然活着，只是活在一种无意识无外在生命表现行为的状态之中，至于说到希望，这点儿你可以有，而我只能相信科学事实，科学事实告诉我，这种希望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乌云的事，院方一直对关山林进行消息封锁。乌云送进医院的当天县委和县政府就接到了汇报，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专程赶到了医院，详细询问了有关乌云和关山林的情况。院长告诉两位领导，关山林的眼病和血压恢复得都较为理想，但老人毕竟上了年纪，不知是否能承受住这样的打击。县委书记考虑了片刻后对院长说，再过几天吧，过几天再告诉他，这段时间你们除了要加强对乌云同志的抢救和监护工作，还要尽可能地加强关老头的抗震能力，这种事，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天大的案子总有见包公的一天。院方坚决贯彻执行县委书记的指示，有关部门对关山林的解释是，世界妇女大会北京会议之后，一批非政府组织的各国妇女代表前往湖北考察，省里通知乌云急赴省城，与这些代表座谈交流有关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