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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志忱住在戴家，为礼言看病。他的到来让玉纹已如止水的心泛起了巨大的波澜，两个人常常背着礼言约会，谈起往日的岁月都唏嘘不已，志忱对玉纹已成他人之妻的现状无可奈何。他们的感情受着“礼义”和“忠信”的束缚，剪不断，理还乱。

礼言的妹妹戴秀喜欢上了志忱，礼言和玉纹谈起了这件事，想让玉纹给妹妹说媒，而自己去跟志忱说，但是玉纹从心底反对此事，拒绝了他的要求。在和志忱谈话时，玉纹向他透露了这件事，志忱也拒绝了。

这天正是戴秀的生日，几个人摆宴庆祝，心情烦闷的志忱和玉纹都喝醉了。礼言通过他们两人的举止，对他们的特殊关系猜到了几分。过后，他经过左思右想，觉得不应该拖累妻子一辈子，于是决定成全他们两个，而自己吞了安眠药想自尽。

经过抢救，礼言重新活了过来。通过这次波折，玉纹也重新认识了自己与丈夫的感情，她选择了与丈夫重新生活，而志忱也决定离开小城。一个春日的早晨，玉纹、礼言，还有妹妹戴秀在城头上为志忱送行，他们目送志忱向外面的世界走去。

《小城之春》：发现玉纹

影片女主角玉纹的形象确乎挣脱了黑白色和年代久远的银幕之限，七彩斑斓地站在21世纪的观众面前。电影人喜欢说“发现费穆”，而我从观众角度讲，愿意说“发现玉纹”。

可以说，玉纹是一个被伦常礼教束缚住的红颜女子，在她身上体现着国性与知性。玉纹的悲哀是无从回避的：从前的情人的归来掀起了她内心的波澜，而患病的丈夫一直在替自己着想，他是无辜的。从伦理的角度说，玉纹不应当离弃丈夫，欲望只能泯灭。一边是人伦，一边是人欲，玉纹所在的两难处境很容易勾起千千万万中国女人或多或少，或感同身受或耳闻目睹的响应。

在影片里，人伦没有被一昧地批判丑化，人欲也没有被西方笔法描绘得轰轰烈烈，一发不可收拾，而是切合国情、众所周知地曲折隐晦。伦理意识的积淀如此厚重，以至上床也未必能解决得了它，一次越矩的交合算不了冲破茧缚。正因为如此，玉纹采取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才真正抓住了国人的痛处。

玉纹的形象洋溢着的知性美在国内电影作品里的女人中是罕见的。她的智识首先流露在影片开始部分自言自语里的一丝自嘲和冷笑；知性更指她对自己的悲剧性处境的深刻自知。事实上，她不抱幻想，出走的愿望也并非特别强烈，对自己的命运，她了然于胸。由于了然于胸，她对病榻上的丈夫的坚拒冷感才那么令人不寒而栗，对旧情人的探试、绝弃才那么咄咄逼人，含着一丝不易觉察的捉弄意味。

影片似乎在人伦与人欲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人伦与人欲没有相互剿杀吞噬，两种声音都有理有节地表达了自己，影片显出一种平衡周正的美感，规矩方正与春意荡漾在此互相映衬，互为表里，相安无事，相得益彰。至少，它符合人们在情感上的挫折经验和过着缺乏爱情的婚姻生活的实况。联想到影片的拍摄背景，1948年，国共战争正当如火如荼，而编导置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时局世事于不顾，聚焦于一个抽离了党派政治的侵袭滋扰的小城一隅，对巨变前夕的若干中国人进行有如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和手术台上的手术刀般的细剥慢嚼，实在需要胆量、注意力和天赋。历史证明，它比那些趋炎附势的影片更有生命力，强上何止千百倍。在历史的这个关口，用这样一个题材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展示自己的全部电影艺术技巧，说出自己关于人伦与人欲的思考，显示对政治的不屑一顾，没有人比费穆的选择更绝妙，也更伟大的了。（战龙在野）

《小城之春》：影坛上永不凋谢的奇葩

《小城之春》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费穆为中国电影艺术宝库贡献的一部极其优美的电影精品，它为我国的电影事业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影片的突出特征在于以优美、精致的艺术形式，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性情感、道德伦理、民族心理和行为方式。整部影片贯穿着一条情与理的冲突线，然而却以“发乎情止于礼”终结。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从而也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人生哲学、伦理原则、道德操守，它以集体无意识的自觉行为贯穿于人们的整个人性精神世界。影片正是通过夫妻、情人、朋友、兄妹之间的感情纠葛与矛盾冲突，极富于民族文化个性地揭示了中国人的情感与道德风貌。更加可贵的是，在情感与理义的矛盾冲突上，艺术家分寸得当地把握住了高尚的道德意识与伦理的界线，体现出了一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