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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头发。我拿出一支形似钢笔的测试器，检查了一下房间。一切正常。我将那根拔下的头发放在了行李箱上。我站在房内，眺望了一下窗外的景色，就躺倒在床上。我小眯了一会儿。虽然还是上午，可这段飞行实在太长了，我需要调整一下时差。

中午时分，我下楼去了酒吧。李建国已经等在那里了，我走了过去。“大班，欢迎你来巴黎。”李建国向我招呼道。大班是大老板、富豪的意思。

“今天晚上会很热闹，”李建国说，“你们的董事长这次没挑对日子，他忘了你是光棍。这种日子对光棍来说是很尴尬的。不管是在哪儿，中国或是巴黎。幸好我们境遇相同，可以作个伴。”

“只是可惜了那束美丽的玫瑰花。”

“不可惜，我给琴琴了。她知道该如何处理。”李建国突然将手伸到桌子底下，面上若有所思。他仰起脸，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这是他发出的一个信号，我小心地看了看四周。

李建国的笑脸，被愤怒给代替了。“我们被监听了！桌子下面设置了窃听器，看柜台那边的服务生。”他说到这儿，朝我挤了挤眼睛，毫无征兆地冲着桌下大吼一声。旁边桌上的人纷纷朝我们看了过来。我却注意到他所说的服务生痛苦地捂上了耳朵。

“哇色！是让。科洛派来的。他是在‘彪’我呢。这家伙是出了名的冷血。我和他打过不少交道，他对我还算客气的。法国警方每年要遣送两万多非法移民，我在这方面是出了大力的。前段时间，有个同胞，因为非法移民，在躲避警察时，从一栋五层临街住宅的楼上失足摔下，不幸身亡。这事轰动了整个法国，并导致数月之久的新闻热潮。是我们的人和法国当局交涉，并将那位可怜人的骨灰运回了国。”李建国说到此处，神情黯然。“我得给这个冷面人一点警告，让他别再来碍手碍脚。”他说着，提高声音道，“听我说，冷面人。我要送你句上海话——落佻，它主要的意思是无赖、下流胚、可恶的人、讨厌的家伙，我希望你听到我这样评价你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把鹅肝酱涂到自己的脸上。”

我被李建国的话给逗乐了。他笑道；“这种骂人方式，是我从一高中同学那里学来的。在高中时，我就体育成绩好。班里女生不少，可没我看得上眼的，我就喜欢一个长相清秀的男生。他很白，比女生还白，像个外国人似的；更叫绝的是那脾气，很对我胃口。有一次，中午吃饭时，我不知怎么惹恼了他，他随手甩了我一巴掌，还不解恨地拿起一碗饭扣在我头上，我是愣住了，也没想到要还手。今天要有人像他这样对我，我保证让他看不到明天早晨的太阳。接着他就骂开了。他是杭州人，骂人的话就像蹦豆子似地，一句接着一句，加上那种方言的韵味，别提有多好听了。等他骂完一遍后，我还意犹未尽地问他，能不能再骂几遍听听。他也没含糊，又骂开了，这次还换了几个新词儿。等我要他骂第五遍的时候，他不骂了，说骂不动了。可我却爱上了这味道。后来我发现用上海话骂起来，味道也是不错地。我和法国女孩做爱时，就教她用上海话骂我，她骂得越带劲，我做起事来也就越来劲。法国女孩还是不错的，有机会介绍几个给你，她们不是粢饭糕（又痴又烦又搞的女孩）。”

吃完饭后，我回到客房，警觉地发现行李箱上的头发不见了。我又用测试器仔细地检查了下房间，没有异常。打开房门看了下四周，走廊空空荡荡，并无盯梢者。我想这事得让李建国知道，就拨了他的电话：“老板吗？我的房间里有蟑螂，我想你立刻给我换个地方……”

下午，琴琴开着出租车，送我们来到巴黎的贫民区。车子转进一个阴暗狭窄的小巷，在一栋破旧房子前停下了。“你要找的人，他就住在这里。他就是中午我和你说起过的，那个高中同学。早知道是他就好了。他每天过着形同乞丐的生活。他根本没钱买吃的，每天都靠捡些别人不要的烂菜叶来充饥……”

“他在杭州，可是知名的外科医生啊。”我惊讶地道。

“其实在巴黎找份工还是容易的，但他显然是吃不了这个苦。一周前，我们的人发现，他被法国的情报部门给收买了。”

“他在这儿的亲戚呢？”

“说起来他真的很不幸。他在这儿有个伯伯。可还没等他到巴黎，他伯伯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房子就是他伯伯留给他的。”

回去的路上。琴琴频频地看着后视镜，然后对我们说：“有人在跟踪我们。”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先是酒吧的桌子，再是你的房间，然后是跟踪。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