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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事实上，我恨他。”

凯瑟琳想起阿玛德第一次离开村子时的叮嘱，心里不寒而栗。阿玛德告诉过她朱里尼是个危险人物，当时朱里尼神智不清，她没把警告放在心上。现在朱里尼已清醒过来，阿玛德却不在身边。

“离我远点。”凯瑟琳警告朱里尼，“不要走近我。”

“我可没那么想过。”朱里尼平静地回答。

自阿玛德回来通知凯瑟琳迈克尔的死讯已11个月了，她再也没见过他。1942年的圣诞节已过去了数月，她几乎没想到节日。男人们都走了，战争的消息偶尔会由信使传到村里，大部分是传闻，但偶尔也会有一两则通过秘密收音机收到的事实。日本人严禁当地人收听西方广播，被查出私自窃听海外电台的人会被严刑拷打致死。

印尼人对日本人的幻想，一如阿玛德的预料，随着占领后日军对政党、新闻、公共###的镇压，化为乌有。印尼人本以为日本人是殖民的救主，却发现他们比荷兰人更加残暴。如今印尼人得带着良民证和通行证才能出城进城，上山下乡。有些人戴上肩章，显示他们多么受日本人信任重用。挣钱的生意、行业统统被日本人接管，为大日本帝国服务，就好象以前是为荷兰政府服务。失业很严重，工资比旧殖民时期还要低，而通货膨胀却在迅猛发展。印尼人在日本人的刺刀威胁下，背井离乡到集中营劳动。那里条件极其恶劣，许多人死在里面。在城市里，食物、日用品非常紧缺。饥饿的巴塔维亚人哄抢了一间为日军贮藏军粮的仓库，结果满城的人被命令观看惩戒闹事者的砍头仪式。拔指甲已是一种常见的刑罚，以致“需要修指甲吗？”成为印尼人彼此开玩笑的用语。和荷兰人一样，日本人拒绝谈论印尼独立的话题。

毫无疑问，战争会很漫长。到了1943年，盟军在太平洋的局势仍没有好转，但也不至恶化。直到一个月前，鲁玛？帕寇还没被战火波及，日本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一天下午，一架日本飞机在长屋上空掠过，惊散了牲口和孩子们，大家急忙找地方躲藏。幸运的是，飞行员没料到这里有村落，第一次飞过去时来不及开火。等到他决定再飞回来拿村民练习射击时，村民已躲进丛林中，只有一位老人，腿上带着以前被熊咬的旧伤，没能及时躲进林子里。子弹射入长屋中，钻进泥地里，嵌入周围树木的树干。幸运的是，他的腿只被子弹擦伤。几只长屋下养的猪不幸被杀，村民们有了借口举行庆典，大快朵颐。他们载歌载舞直到天明，还好飞机没有再回来，否则，没几个人能清醒地逃命。

一天，朱里尼正朝河边走去，在泥沼中高一脚低一脚地跋涉，准备抓几只螃蟹当晚餐。几个伊班男孩昨天刚在这筑了道小土坝，往里面撒了些麻药，把里面的鱼暂时麻翻。鱼儿会肚皮朝天，浮上水面，足够村民吃上几天。土坝是用树枝、土块匆匆筑成的，经不起河水冲刷太久。走近河边时，她看到河堤下有一只小船正浮在河水中间，船首被树枝缠住了，河水正漫入船内，几乎快淹没了它。起初她以为是村里的小船，被主人废弃在那里。但当她爬上土坝，看得更真切时，她望见两个人影躺在里面，是一个伊班男孩和一个从传教点来的白袍老牧师。她以为他们死了，直到老人呻吟了一声，举起手，又垂到胸前。

《歌唱的种子》第四十六章（4）

朱里尼跳进水中，刚有齐腰那么深。她解开船头的树枝，把小船推上岸，稳固住船身，再把牧师拉出来。男孩死了，胸口中了两枪，苍蝇聚集在伤口处，她把他留在船中。一颗子弹擦伤了牧师的头，他已疲累不堪，病恹恹的，比伤势还要严重。朱里尼蹲在老人身边，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老人睁开了眼睛，迷糊地望着她。

“或许你以为是看到圣彼得　了吧，神父？”她没好气地说。现在她抓不了螃蟹，得回去找人帮忙。

突然老人认出了她，“斯坦福小姐，”他叫道，伸出手抓住她的胳膊，急促地说：“日本人的巡逻队已布满了河口，他们随时可能会到这来。”他用力地抓住她，“你们必须赶紧离开。”

他倒了下去，上气不接下气，“他正赶来救你们。”他轻声说道，神情悲伤。

“谁正赶来？”朱里尼追问，猜想可能牧师说的是上帝。她准备离开这个糟老头，任其自行死去。

他没有回答她，沉浸在悲痛中。“孩子死了。”他伤心地说道，拉着伊班小孩的手，“日本人开枪打中了他，他正在船尾。然后他们又射中了前来带你们离开的中尉，他掉进河里，我来不及拉住他就已经被河水冲走了。后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