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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老刘突然问老陈：“你儿子遭了是吧？”

“对。”

一听这话，我呆住了。跟老陈面对面一上午，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和善的笑容里竟掩藏如此悲伤的内容。

“18岁，在北川中学读高二，一米七八，比我还高。”老陈说完竟然又笑了笑，脸上甚至还泛起一丝自豪。

我一时哪里去找话安慰！于是只能学他们，低声叹口气，想借此搪塞过去。周玲和小张已经吓傻了，惶惶然，一味埋头装吃饭，不敢抬头跟人对眼神。

老陈的左边坐着老金，既然已经说起这话题，他也就自然接上。

“我一对双胞胎的儿子遭了。”老金微笑着说。

依次轮下去，桌上有失去女儿的、有失去父母的，不堪一一描述。在座的五六位北川人，竟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

到了小席那儿，小席什么也没说，只是一笑。我心存侥幸又有些害怕，老刘悄悄说：“他老婆遭了，他们还没有孩子。”我心里格登一下：我的天，刚才幸好没拿他跟小张开玩笑！

这顿饭吃下来，我是惊吓多于悲伤。来之前我知道北川暗藏险恶，原曾想险恶藏在高山峻岭间，没曾想险恶就在眼前；原曾想险恶藏在悲伤的表情中，不曾想险恶竟藏在微笑的表情后面。回头再想想此前的种种情景：老陈访谈中反复强调的他那1696个学生，以及他一带而过的任家坪北川一中；老金对县城救援的保留看法；小席面对景仰他的美女时不太自然的笑容，原来这一切的背后都隐藏着那么深刻的内心伤痛。

震后的北川人内心如同一片废墟，里面埋藏着他们所有的真挚情感和美好回忆。他们的心就像那阳光下飘浮在废墟上空的金黄色蝴蝶，梦幻般扇动着翅膀，仿佛怕一不小心，梦会破碎，成为一种可怕的现实。

有一次我从安昌镇乘坐曲山镇政府一位司机的车回绵阳，路上闲聊，他说他父亲遇难了，他们一家四兄弟，地震后一直不敢回已经成为废墟的家去看，直到7月份，他终于忍不住了，想回到废墟里去找点他父亲的遗物留作纪念……他突然回过头来问：“你猜我找到了什么？”我不敢猜。他说：“我找到了我父亲的一条腿！”我不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对他的刺激。车已进市区，街上华灯初上，那一刻，我仍然是找不到一句可以安慰他的话，只好沉默着让他把我送回家。从那时起，我就理解了北川人面对废墟的心态：魂牵梦萦，却又害怕面对面。

这时候，传说中那飘浮在废墟上空的近乎虚幻的金黄色的蝴蝶，以及那扑面而来的风中蜻蜓，再次浮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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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心

赵海清突然把脸从桌面上抬起来，带着十分困惑的表情对我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又大地震了！摇呀、摇呀，我说：为什么又这样了呢？！……我梦见……我的弟弟被埋了！”

赵海清说这话时，是11月12日，“5·12”地震半周年的特别日子。当时我们正在成都望江宾馆“汶川地震应对全球对话：挑战与治理”的会议现场。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北川人回避用“汶川”地震这种说法，而改称“5·12”地震。会上一度有几位国际专家暂时脱离学术探讨而用充满宗教情感的方式提出了跟赵海清在梦中相似的诘问：为什么灾难会降临在好人身上呢？受到情绪的感染，一向沉稳的香港大学副校长周肇平先生在台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中国，宗教是天、地、人合一的问题，中国人对天灾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当灾难降临在中国人身上时，中国人往往会变得更加强大，这就是*总理所说的“多难兴邦”。最后，参加这场讨论的人总算取得一个较为一致的共识：我们正经历一场激烈的精神斗争，也许这是要用一生去问的问题。

我是10月31号去赵海清在绵阳金菊街的临时住处看望他的，我代表会务组邀请他参加这次会议。北川别的干部太忙，根本抽不出身，赵海清相对清闲一些。赵海清清闲，是因为他正在养病。上次我们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旺盛工作精力和从他眼神中读到的愈挫愈勇的精神没有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虚弱的身体和一双有些失神的眼睛。9月27号以后，他在华西医院做了三次心脏手术，算是又一次捡回了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董玉飞的死和赵海清的病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北川干部现实状况的关注。

有天，绵阳市委组织部长在党校主体班学员开学典礼上特别提到赵海清，我才知道他在“5·12”之后又生了一场大病。赵海清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