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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誓，一定要找到孩子，找到了然后回家种地，再也不出来，再苦再穷也要守着田地和孩子过活。”

后六有告诉我，1年多来，妻子和孩子乞讨来的钱几乎都花在了寻找尕担上，所以没有存到什么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找，因为，后尕担毕竟是他们的亲骨肉。

5、陪姚真平夫妻看病

后六有隔壁的一个房间，地上搁着四个床铺，床上很破旧，房间里十分邋遢，看样子这里住的乞讨者是“甘肃丐帮”的“贫民”。一打听，果然里面住的大多是老人、失明者、间歇性神经病患者，乞讨才一个多月，没有讨到钱。大人、小孩共10人中，惟一的一对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很年轻，都愁眉苦脸斜倚在床上，女人怀中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女孩。女孩左脸包着一块白纱布。

我俯身问女的：“你的孩子怎么受伤了？”女的神情凄然地说：“今天中午12点多钟，我带女儿乞讨时，她

不小心摔倒在一片破碎的玻璃渣上，刺破了左脸，到医院缝了10多针。”男的在一旁接过话头，没好气地说：“她这一折腾，花了217。88元钱，我们手头的钱还不够打针、换药呢！”

我明知故问：“你们是哪儿人？”男的回答：“安徽抚阳。”安徽抚阳？房间里全是甘肃人，他们一家子怎会插进来？明显说的是假话了。接下来任我再问什么，他们都不肯说了。他们对陌生的我有很大的防备！

估计一时问不出什么，但我发现他们身上一定有隐情，于是第二天早上又前往。恰好，我赶到时，他们夫妻二人抱着小孩准备去换药。我便尾随其后。出了贺家墩，他们朝复兴村走去。我提议我们坐公交车前去，他们依然不理我。我问这问那，夫妻也不搭话。他们只顾走自己的路。

就这样，夫妻两人换着抱小孩，一路走走停停，步行到常码头的一家医院，足足走了四五站路程。我和他们说话，他们还是爱理不理，但显然已没有像昨天那样反感我了。

换药时，医生要求挂号，男的一脸苦相地哀求医生，自己是来武汉讨饭的，没有多少钱，能不能不挂号？我立即帮他们向医生说情，医生终于答应了。可到换药交钱时，我看男的又是苦着脸。一定是钱不够或者认为医院收钱收多了。我从医生的话语中听出，的确是男的带的钱不够，医院要收12元钱的换药费，可男的手里只有7元钱。我连忙掏出5元钱交给男的。他看着我，不想接，但看我的样子十分诚恳，又看了看生病的女儿，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接了过去。此时，我发现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些。

走出医院，我说一起乘坐公交车吧，我来买票。夫妻俩摇了摇头，但他们开始消除了戒备心理，和我攀谈起来。男的说，他叫姚真平，24岁，只上过小学；妻子叫刘芳霞，22岁，是个文盲；孩子叫姚瑞霞，2岁多。因田地太窄，姚真平以前出外打工，搞过建筑、挖过煤矿，但不是工资太低，就是拿不到工钱，无奈的他只好在2001年4月携家带口跟着村人来武汉乞讨。白天，妻子带着孩子出外乞讨，姚真平则在租住的房子里做饭。但他们乞讨很差，往往连生活费都讨不到，现在连孩子看病都没有钱诊治。

联想到他们的住处，看看他们眼前的处境，我相信了，可他为什么要骗我说是安徽人呢？刘芳霞说，跟我不认识，当然要提防着我，这也是很多“甘肃丐帮”统一对陌生人的口径，其实，他们是甘肃岷县住塞乡牌地村三社人。刘芳霞说，看我不像是坏人，所以才告诉我实情。

6、200多人的“乞丐村”

还是回到前面，说头一夜探访“甘肃丐帮”的情况。

我挨个儿房间查看。正如张俊杰所言，在询问过的人中，除一家是做生意的外，其他全部是来自甘肃岷县的乞讨者，大人、小孩足有60人。这真令人惊讶！他们说起自己出外乞讨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庄稼被冰雹袭击了，生活不下去，刚刚到武汉乞讨。”这些甘肃流民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是，几乎都是全家倾巢而出，女人带着小孩到街上乞讨，残疾人或年老者则单独出门乞讨，而女人的丈夫一般不出门，呆在家里做饭。

在四层的一个房间，我看到了江汉路天桥上乞讨的那几个妇女，她们正在边吃饭边逗小孩子。很快，她们也认出我来了，红着脸、抱着小孩纷纷回避。

探访到三层时，见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叫朱俊东，安徽省临泉县田桥乡大朱庄人。他说他是这栋楼上惟一一个做正当生意的，在这间房子里住了5年。说起楼上楼下的这群甘肃邻居，他显得有些义愤填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