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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准备扒车回家

郭新民今天的“收入”又非常差，只讨到5元6角钱、六把米，捡了8个矿泉水瓶子和一些木头。我和郭新民走进邓家湾时，他买了一筒面条，说这是今天的晚餐。　回到他租住的房子时，已是晚上9时多了。另外的5个人已在家吃面条的吃面条，煮面条的煮面条，面条与昨天所见到的一样。秦文庭边煮面条边说，没想到在武汉这个大城市讨钱这么难，每天只能讨几块钱。他们经过商量，决定过十来天就回家。　这是我料想到的，但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要踏上回家的路途。我问：“那你们没有来多少天呀！你们可以多在武汉呆一些时候，也好多讨一些钱回家。”　张先红接过我的话回答：“不了，呆在这儿不如呆在家里踏实，总想着家人。能在这儿讨到钱也好说点，讨不到钱是受活罪！”对于我问的在武汉呆了多少天，6个人都说没有读过书，竟不记得来了多少天，至于今天是几日，也不知道。他们说反正快过年了，一定要赶在过年之前回家。　我为他们担心：“您们每天讨的钱除了生活，还有没有剩余？积攒的钱够买回家的车票吗？”　他们众口一词：“哪有钱买车票哟，我们好歹要扒上一辆拖煤的火车回去。”　我连忙阻止：“不能扒火车，那很危险不说，弄不好还会被人抓起来。”　张先红说：“不扒火车还能怎么样回去？我们手里又没有钱。”　是呀，没钱怎么回家，除了扒火车还能有什么办法？我只好转移话题。我问他们以后还会出来乞讨吗。他们每个人都说，乞讨真的非常艰难，自己颜面不顾了，却没有人愿意施舍。张先红说，再也不会出来做乞丐了，出来发不了财，家里再穷也要守着一家人过日子。　我问他们能不能留个电话。话音未落，郭新民就接上了：“电话？我还从来没打过电话呢，穷人谁安得起那个！”　秦德明说，镇上有部电话，但没有事，谁会去打呢，因此也不记得号码。　郭新民开始烧火煮面条了，我起身向他们告辞。临走时，我向他们建议，马上就要过年了，武汉人荷包里会比平常“暖和”，坚持到元旦可能讨钱要多些。等讨到了钱，再买张车票安安稳稳坐车回家多好，毕竟扒车危险性太大。他们都点头称是。　走到一个房屋的转角，我回头最后看了他们一眼。张先红正端着碗，目送着我离去，郭新民和秦德明则趴在地上对着钢灶吹风，一明一暗的炉火映着他们苍老的脸。我知道，我刚才的话对他们只是一种安慰，手上没有钱，说什么话也没用，该扒火车照样会扒。　走在路上，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我是真的不愿看到这些老人出来乞讨，年龄最大的都78岁了，正是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然而生存的重负依然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不得不漂泊异乡，在城市的风雨中伸手向人乞怜，到了年边要扒着火车回家过年。是什么导致他们要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仅仅是命运吗？我一直在思考着

第十四章　“三进宫”的“乞丐大盗”

1、“三进宫”的老凌

2002年11月中下旬的一段日子，我在汉口一带寻访四处的流浪汉和乞丐们。那段日子的夜晚，我几乎都是宿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空旷工地旁，那里也是一个乞丐群居的地盘。

这里的工地由于闲置很久，一帮流浪汉和乞丐纷纷在这里搭起简易的棚子，捡几块木板架起一张床，就成了他们临时的一个家了。我就是在这里认识老凌的。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木棚里，我进去和他聊天，提出和他“搭伙”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找来几块木板，为我架了一张床。

老凌今年50岁，湖北麻城市闵集乡人，他在28岁那年得了一个怪病——肌肉萎缩。大腿莫名其妙地萎缩，比小腿还细；胳膊也开始萎缩，上面比下面细。他有一个兄弟也这样，有人说是遗传，可他的祖上三代都没有患过这种病。他不信，说是老天要惩罚他，让他受苦。他行动起来很不便，站起身都是臀部先起来，走路的姿势也是趔趔趄趄的。身体的原因，使他只能靠捡垃圾和乞讨为生。

老凌坐过牢，并且是“三进宫”。他在20多岁的时候，那时腿脚还很正常，有一年过年时，村里杀了两头猪，放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半夜，他一个人撬开大门，弄一个很大的树丫，将半边猪搁在树丫上，轻轻地拖回了家。偷回来半边猪后，他觉得不过瘾，便又“杀”到办公室，又偷回了两个半边猪。但“不幸”的是，他被人举报了。公安部门到他家搜查，发现他偷的东西不光有猪，还有大量说不清来源的物品，这些赃物整整装了一汽车。他被判了8年刑。

讲起偷盗的事情，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