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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房子租金不是很贵吧？”我问。

刚才插话的老师傅叹了口气说：“武汉市哪有便宜的房子哟，如果住一个月，房租就是140块钱；如果住半个月，那就是一个人一天两块钱。”

这种价格，相对于这种房子来说还是算贵的。我坐在地铺上，和刚才插话的那位老师傅聊起来。我注意起他的打扮，他头上戴着一顶很旧的帽子，衣服很脏乱，抽的也是“游泳”烟。我问：“老师傅，您贵姓？”

老师傅说话的底气倒是很足，一副粗嗓门：“哈，我叫郭振华，今年70岁了。”

“那您和郭新民师傅是家门呢！”

郭新民“哈哈”一笑，这是自我们见面后他第一次发出笑声。他说：“小师傅，你不知道，他是我父亲！”

我有些吃惊：“他是您父亲？您们一起出来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到外面来讨饭的很多都是一家人，这样有个照应。”他指着外面说，“在外面做饭的，还有两个人是亲兄弟呢。”

在他的引见下，我见到了在屋外做饭的那对老兄弟。他们是哥哥秦文庭，今年78岁，弟弟秦文魁，今年63岁。另外的一个叫张先红，今年58岁，还一个叫秦德明，今年64岁。6个人都是一个镇上的（据郭振华介绍，他们镇就相当于村的级别），平时总在一起做事、晒太阳，这次是相约一起到武汉乞讨的。出来时，每个人带着一床被子或垫絮，指望能讨一些钱回家过年。

大约晚上10点，6个老人的晚餐煮好了，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秦文庭说，面里除放了少许的盐，其他什么也没有。另外，面条底下有稀饭，是用讨饭时别人施舍的一把把的米煮的。

“油也没有放吗？”我觉得不可思议，这可怎么吃呀。没想秦文庭却说：“有这吃就不错了。我们讨一天，付房租都不够，哪还有钱买油、胡椒、味精？”

秦文庭、秦文魁、张先红三个人端着碗从锅里挑面条。挑好面条后，将锅底的饭倒入一个盆子内。没有锅铲，秦文庭端锅，秦文魁和张先红用筷子使劲地向外扒饭。他们配合的动作很滑稽，三位老人还开着玩笑，可我却笑不出来。

看到三位老人吃这样的“晚餐”，看到他们难以下咽的样子，我心里酸酸的，喉咙里似乎被一个硬物塞住。他们说，自从来武汉后，每天都是这样吃的。如果在街上运气好的话，捡到别人丢的吃剩的盒饭，那就可以加一次餐了，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已是11点多了，我找了理由，向他们告别。临走时，我说还会来看您们的。6位老人非常客气，争相送我出门。街上寒风嗖嗖，走在路灯昏黄的光影下，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曾经面对过许多生活艰难的流浪汉和乞丐，但都不曾像这次这样感伤，也许因为他们是老人的缘故。可以说，这是我体验乞丐的过程中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3、和郭新民一起乞讨

第二天，我起床很早，8点钟的时候就赶到郭新民的住处。我想用一天的时间，陪郭新民等老人一起出去乞讨，看看他们在都市里乞讨是否真如所说的那般艰难。

赶到时，6位老人还没起床。约摸半小时后，他们陆续从床上起来，依然是下了一锅面条，吃过后，稍事休息便一起出门了。

走出邓家湾，6位老人互相道别，说些“祝您今天发财”之类的话，然后各走一个方向。我则与郭新民一道。因为腿不方便，他走一段路就停顿一下，走得很慢。看到迎面走过来人，便伸着碗过去讨钱。我发现，人们大都很厌恶郭新民，老远看到他便绕道而行，惟恐避之不及。即使走到了别人的跟前，别人不是“去去去”地赶他走就是视而不理，将脊背对着他，甚至还有人口里连说“个板妈”（武汉骂人的粗话），并要对他施以拳脚。有好心人给钱，那也是给1角钱、2角钱的。在别人家门口乞讨，有的人会给他一把米。

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武商亚贸广场门前时，他只讨到了8角钱、三把米，捡了两个矿泉水瓶、几块烂木头。讨到中午12时左右，收获依然不大。在武商亚贸广场旁的石牌岭路上，郭新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边喘着粗气边说：“哎，走累了，休息一下，看样子今天又讨不到钱了。”我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便到一家豆浆店买了两个油饼、一杯豆浆，说是请他吃的。他一再推辞不要，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还是接过去了，声音哽咽着连连说：“你真是一个好人哪！”

坐了一会儿，郭新民的身子有些发抖。他说年纪大了身体也差，畏寒，要不是别人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