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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以知礼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谓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天为议，则上帝犹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上帝尔。《周礼》祀天之言再见，故郑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后冬至所祭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应以何时致享？《记》云：‘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质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郊宜有乐，事有典据。竣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舞乐。至于袷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舞。故谓后汉诸祖，共庙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适时之变也。后汉从俭，故诸祖共庙，犹以异室存别庙之礼。晋氏以来，登哥诵美，诸室继作。至于祖宗乐舞，何犹不可迭奏。苟所咏者殊，虽复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乐，岂复是异庙邪？”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诏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入庙诣东壁，并奏登哥，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参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哥。”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哥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文帝章太后庙未有乐章，孝武大明中使尚书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诗。

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

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捨琛贰ⅰ侗备毫樵馈贰ⅰ豆鹗靼籽�贰ⅰ痘�爻纱ā分�盅伞�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治道，养以仁义，防其邪淫，上享宗庙，下训黎民，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气。以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哥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改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民，而不恻怆。加以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两仪之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禀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诗》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杂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民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唯垂采察。”于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兒》等乐。又减其禀。其后复《高絙》、《紫鹿》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依旧给伎。总章工冯大列：“相承给诸王伎十四种，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八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若如议者，唯天子八，则郑应纳晋二六，晋应赐绛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级，莫不以两，未有诸侯既降二列，又列辄减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于两义亦乖，杜氏之谬可见矣。国典事大，宜令详正。”事不施行。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