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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诏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汉，汶邑斯尊。所以职祭罔愆，气令斯正，鸿名称首，济世飞声。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圣灵昭俗，内穆四门，仁济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脑劲越，西髓刚戎。裁礼兴稼穑之根，张乐协四气之纪。匡饰坟序，引无题之外；旌延宝臣，尽盛德之范。训深劭农，政高刑厝。万物棣通，百神荐祉。动协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纬上灵，动殖下瑞，诸侯轨道，河溓海夷。朕仰凭洪烈，入子万姓，皇天降祐，迄将一纪。思奉扬休德，永播无穷。便可详考姬典，经始明堂，宗祀先灵，式配上帝，诚敬克展，幽显咸秩。惟怀永元，感慕崩心。”

有司奏：“伏寻明堂辟雍，制无定文，经记参差，传说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见，或以为名异实同，或以为名实皆异。自汉暨晋，莫之能辨。周书云，清庙明堂路寝同制。郑玄注《礼》，义生于斯。诸儒又云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内。至于室宇堂个，户牖达向，世代湮缅，难得该详。晋侍中裴頠，西都硕学，考详前载，未能制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参详郑玄之注，差有准据；裴頠之奏，窃谓可安。国学之南，地实丙巳，爽垲平暢，足以营建。其墙宇规范，宜拟则太庙，唯十有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祭皇天上帝，虽为差降，至于三载恭祀，理不容异。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礼记》郊以特牲，《诗》称明堂羊牛，吉蠲虽同，质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无禋燎，则鼎俎彝簋，一依庙礼。班行百司，搜材简工，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量物商程，克今秋缮立。”乃依頠议，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还，世祖亲奉明堂，祠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详祭用几牛？”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郑玄注《礼记大传》：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无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则道兼覆载；左右群生，则化洽四气。祖、宗之称，不足彰无穷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勋烈之盛。故明堂聿修，圣心所以昭玄极；泛配宗庙，先儒所以得礼情。愚管所见，谓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议：“祀帝之名虽五，而所生之实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随其王而飨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颜奂议：“祀之为义，并五帝以为言。帝虽云五，牲牢之用，谓不应过郊祭庙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来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寻旧南郊与明堂同日，并告太庙。未审今祀明堂，复告与不？”祠部郎王延秀议：“案郑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故明堂异处，以避后稷。’谨寻郊宗二祀，既名殊实同，至于应告，不容有异。”守尚书令袁粲等并同延秀议。

魏明帝世，中护军蒋济奏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从所由于前，谨遗迹于后。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所生，誉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乱，拯流遁之艰危，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世之废始。自武、文至于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比往古，其优衍丰隆，无所取喻。至于历世迄今，未发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遑斯事。若尔，三苗堀强于江海，大舜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也。且昔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震荡内溃，在不复淹，就当探其窟穴，无累于封禅之事也。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纂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尔。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近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