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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让历史照亮未来（1）

公元1664年，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

杭州。刑场。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为首的，乃南明大臣张煌言。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螳臂拦车”，一般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勃勃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

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最后浓浓的顿点！

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

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

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已经挈妇将雏投入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

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

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成为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风劲草”的样板。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黑沉，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冯铨、孙之獬们，这些病态的“清醒者”，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

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意识，最终匍匐于外力的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以这些“中坚”为攻破点开始。

即使如此，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所以，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张煌言，这样的系列人物，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内省的核心驱动力。

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

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拓展了作为伟大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统一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觉……只有一种途径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超脱所有道德中立的价值观。”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无法超脱和超越的。战争中的红尘世界遍是陷阱与屠坑，肉身破灭与精神超越正是考验勇气和道德的最佳试金石。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渴望，成为永恒者光荣的涅槃。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