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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在她的脖子上，打开窗户，坐在窗台上，然后开始吞吃烈性安眠药。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知觉，从窗台上跌下，然后绳子就会完成余下的事情。为什么没能死，她永远也搞不清了，汤姆说道。可能是绳子从暖气片上滑脱。她所知道的就是一些天以后，他们在医院里告诉她大街上的积雪减缓了她下跌的冲击力，她在那里躺了5个小时，直到凌晨时分有人被她冻得半僵的身体绊倒，她的骨头大部骨折，但最终仍可能康复。最后，她被转移到柏林一所监狱医院，在那里，美国领事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争取使她获得释放并静静地将她转移出这个国家。她现在已回美国，汤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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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22日

昨天，我对严寒的冬季和军队的运输需要如何使德国的运输（至少是铁路客运）瘫痪有了切身的体会。在德国边境，我们得知通常开往柏林的特快已经停运。我与其他50名旅客一起，在本特海姆的车站里躲避暴风雪，等了几个小时。直到铁路官员调来了一列当地的列车，声称可以送我们走25英里，而这里距柏林足有250英里。这列客车没有供暖设备，而且不久就停了下来。我们聚集在风雪中，尽其所能地扛着自己的行李，现在德国根本就没有搬运工。当天黑时，我们乘坐形形色色的当地列车前进了大约75英里左右。在一个小站上，有消息说一列来自科隆方向的特快列车不久将抵达，并将捎带我们去柏林。但当这列特快抵达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而月台上至少有500人想上车。发生了一场混战。我使用了大学里玩橄榄球的战术技巧，抱着行李冲了上去，仅仅在一个三等车厢外面的走廊里觅得栖身之地，其他挤作一团的乘客们大声喊叫着，咒骂着我。在随后8个小时里，我就站在那一小块地方，没有暖气，直到我们快抵达柏林。数百名脾气暴躁的乘客大半夜都站在车厢过道里，数以千计的旅客站在我们途经的车站月台上，根本就没有机会上车。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还从未听过德国人发过如此多的牢骚。

柏林，1月24日

1940年1月，芬军正在检查被其缴获的苏军OT…130型喷火坦克我想珀西瓦尔·W（Percival　W�）（一位退休的美国商人，父母都是德国人，并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大半生）明白我一直试图弄清的一些事情。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今天早晨他不期而至，到我的房间闲谈了一会儿。我们讨论了德国人关于道德、荣誉和行为的概念。他说道：“对于德国人而言，一件事是否正义、合乎道德和有荣誉感，要看它是否与德国人所认为的行为传统相符合；或者它是否有利于德意志精神或德国的利益。但是德国人缺乏对于道德、荣誉和正义行为的抽象性概念。”他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作证明。一位德国朋友告诉他：“芬兰人的做法不是太恐怖了吗，竟然与俄国人打仗？这完全是错误的。”当W先生表示异议，认为毕竟芬兰人只是做了所有体面的德国人在同样处境下也会做的事情而已。也就是说，抵抗肆无忌惮的侵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但他的朋友反驳道：“但俄国是德国的朋友。”

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德国人而言，保卫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是正确的。对于一个芬兰人而言，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因为会破坏德国与俄国的关系。在德国人的头脑中完全缺乏抽象概念。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德国人对波兰人或捷克人的灾难缺乏同情。德国人对这些民族所干的一切（例如谋杀他们）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德国人干的，而牺牲者按照德国人的观点都是劣等种族。他们必须认为，只要德国人高兴，无论干什么都是正义的。正如雷伊博士所说：“正义就是元首所做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多年前即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德国人的“荣誉”观念（他们对此津津乐道）纯粹是胡说八道。

W先生告诉我，他是在1917年美国参战前不久来到德国的，而直到1916年至1917年冬季，普通平民还未承受任何生活困难。他说，目前的配给制和物资短缺，大致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年所经历的相同。他肯定目前的状况不能持续太久，前线一片平静，除了艰苦生活而外一无所有，特别是现在我们经受了一个多月的严寒折磨。“德国人必须得到的，”他在临走时说道，“是一连串的快速胜利。”

昨天，乔［哈什］顺路到我这里来。他说他的公寓里是如此寒冷，以至于当他试图打电讯稿时不得不在厨房炉子上热上一盆水，每隔5分钟便将手指浸进去，以便能够继续打字。今天，市长警告公众绝对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