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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能会在议会遭到太多的反对，他和莱昂·塞都明确希望英国能自行行动。这个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格莱德斯通还正在期待着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国际大会上达成一个多边的决议，尽管面临着来自他的内阁成员（特别是哈亭顿）要求单边军事行动的压力。当英国舰队在7月炮击亚利桑德利亚的时候——城里发生骚乱似乎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多的借口——阿尔方索很高兴，他注意到“英国在法律和秩序重新在整个国家建立起来之前不再会撤出；这对于那些在埃及有法律利益的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保障”。之后还不到两个月，沃尔斯雷将军在特尔·艾尔·克彼尔取得了大胜，消息传来，他感觉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很难绕过这样的结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怂恿英国政府跨越了格莱德斯通很负责任的谨慎，并且（根据内阁7月31日的会议记录所示）强制性地去“推翻阿拉比”。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正好是甘必大的继任者弗雷辛内特提出英国—法国联合占领运河区的建议被国会否决的日子。到9月7日，格兰威尔或多或少接受了纳蒂的观点，认为在埃及“不言而喻，英国将在以后保持领先优势”。如果没有法国很明显的默许迹象，这次的立场改变是否会有可能出现很令人怀疑，而法国方面的这些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乐意提供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阿尔方索和纳蒂会认为对埃及的占领存在困难：对于前者，是因为打算把这作为向俾斯麦发出英国—法国团结的信号，而对于后者，是想按与德国财政部长一致的步调行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给格莱德斯通设一个陷阱，可能找不出比引诱他占领埃及更好的办法了。格莱德斯通自己很准确地预言了这样一个行动可能产生的复杂情况；现在，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些问题给困住了。第一，怎样重组总督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堆乱麻。第二，存在着那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金融问题，而债权人应该在这方面得到优先的考虑。第三，还存在国内政治困境，因为格莱德斯通通过如此勉强地采用帝国主义手段的方式为反对党谋得了很多的方便。第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给另一个欧洲大国送去了一根大棒，而这根大棒是用来打英国的。

法国居然默许英国占领一片法国在很久以前获得了很大经济利益的领土，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沃尔斯雷取胜后不足一个月，按照古斯塔夫给纳蒂的报告，以及纳蒂给格兰威尔的报告，巴黎流言满天飞，说英国政府已经在尝试从公开市场上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份，目的是绝对控股这个公司。这似乎是纳蒂希望政府做的，但是格莱德斯通仍然对当初迪斯雷利在1875年购买原始股份的有关任何事情都存在着深深的戒备——他一直觉得当时交易的情况都在故意瞒他，而且在很多条件下都证明与勒塞普斯和在运河公司内的法国股东们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运河只是埃及问题的一部分。或许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下面将要讨论原因，格莱德斯通把埃及的金融看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决定通过“欧洲的一致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俾斯麦式的现实主义政治时代，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布雷希罗德不久转达了来自柏林的信号，似乎暗示德国对英国的埃及政策忽然转变了立场，而且伦敦大会上格莱德斯通提出了他希望在1884年夏天打破僵局的想法。由于受到孤立，格莱德斯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埃及的金融重组委托给金融城里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的经典组合。8月4日，海军大臣诺斯布鲁克爵士——巴林家族的成员，尽管从未做过银行的合伙人——被派往埃及去调查这个国家的金融情况。正如伦道尔夫·丘吉尔在下院里愤慨地指出的，他的堂兄弟伊维莱恩·巴林（后来的克罗梅尔勋爵）已经以总领事的身份出现在开罗。“因此，”丘吉尔大发雷霆，

伟大的巴林银行的两名成员都得到了委托，按照我所能够理解的，他们获得了几乎是无限的独自处置英国在埃及的政治和金融利益的权利我希望指出，在这个关系中，实际上派两名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成员还是派两名巴林银行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两家在规模和他们在东方的经济利益的程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成员，根据他自身的条件以及他的公共地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派遣这样一位成员，那么从下院和整个国家可能就会发出很大的嘘声。但是，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