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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给彼得堡，因为你被拒绝过太多次了。不要给他们另一个让你难堪的机会。”“你认为我们会与俄罗斯达成友好的条件吗？”他两年后又问。他显然认为不可能。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罗斯柴尔德金融实力的局限性。

即便是合伙人居住的地方，同样有困难存在。在伦敦，保守党权势衰落——从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开始，1834～1835年的皮尔政府倒台宣告其彻底失势——毫无疑问削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金融政策的影响力。1830年12月内森试图讨好格雷的财政大臣奥尔索普时，后者对他几乎不屑一顾。“冗长的谈话结果，”奥尔索普提及，“就是我满意地看到，他一定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蠢的一个傻瓜，否则他绝不会认为他能够如此轻率地骗我按他的意愿行事。”而且，不管内森对于格雷政府寄予了多大的同情，他从未得到过太多的政府内部信息：实际上，格雷在1834年的辞职让他大吃一惊。但是，内森政治影响力的下降与辉格党“将他拒之门外”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的原因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财政政策让他变得相当多余。除了一个例外——1835年补偿奴隶主的1500万英镑贷款——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再无其他大笔的借贷。政府开支逐渐下降，而收入则保持平稳，尽管间接税继续呈轻微下降趋势。出于这样的原因，内森在伦敦的影响力比詹姆斯在巴黎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尽管内森也愿意充当政府间的信息渠道，但是他很难影响信息的内容。辉格党政府希望避免比利时战争，更多是靠运气，而不是罗斯柴尔德的精心设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詹姆斯在巴黎很明显地成功利用金融杠杆打压了法国的激进政策，尽管他的实力不应该被夸大。革命让巴黎分行处在了一个极度脆弱的状态，背负着大量不断贬值的3％和5％利率的公债，以及为发行4％利率的波利尼亚克贷款而欠法国财政部的1000万法郎。另一方面，新成立的法国政府被迫立刻开始借贷，发行大量的国库券。詹姆斯的第一反应带有他的鲜明特性：早在1830年他就告诉内森，“这里将有大买卖要做”，而且他打算参与其中。尽管他猛烈批评了拉菲特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在讨论资助政府财政方面一点也不迟疑。他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831年向他的哥哥们解释说：“我认为，与现任政府做生意，将推高公债的价格。”而且，“商人们全都同意提供贷款，我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因为我不想被排除在外”。

问题在于，其中的一些钱显然是用于军事用途的（这也被“军队收受我贿赂的一个上校”证实）。实际上，詹姆斯和内森在这一时期，向法国政府兜售了大约2�8万支英国枪械和其他一些军事装备——一种值得注意的“对冲”举动，这主要是他们口头上一直宣扬和平主义。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保证称法国的军备完全是用于防御目的，更多的是因为战争的高昂费用难以承担。詹姆斯对这样一个想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即“战争的爆发对于（法国政府）非常危险”，他还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一笔又一笔地借贷，用新借来的钱偿还之前的利息”。当塞巴斯蒂亚尼在1831年2月提到法国拒绝“听人使唤”时，詹姆斯表示怀疑：“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资金储备。他们拿什么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会爆发战争，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也解释了为何詹姆斯会支持佩里埃的原因，因为后者似乎认识到了财政对于法国政策的束缚：

佩里埃告诉我：“如果我们选择战争，我们将难以承担我们的债务，因此我不希望加入政府的第二天，财政部就陷入破产状态”简而言之，除非得到维持和平的保证，否则他不会组建政府如果佩里埃不加入政府，那么我担心面临破产的财政部将被迫发行5％的债券。

这也解释了詹姆斯给佩里埃提供财政和道义支持的原因所在，它不仅仅是因为和平以及合适资助的贷款能够带来公债价格的上涨：

我将与佩里埃沟通一下，可能接受委托发行一笔贷款。财政部需要资金我们必须提供资金协助政府，并确保银行家参与其中，给这些人提供资金符合我的利益，因此我能够从这些事中抽身我认为佩里埃将推高你的股市我想告诉你，我们或许能够与佩里埃做生意。

但事实是，詹姆斯无力阻止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用于战争中。他只是缺少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坚持内森建议的条款，“为防止战争爆发，这些协商好的款项支付不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