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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秘书主任徐君虎的旅程，最能体现他平民化作风的。

徐君虎是他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刚到赣南就任专员时，把徐邀来当秘书主任，那可是最心腹的亲信最重要的岗位。

徐君虎干了不到一年，因有些分歧，便于1939年冬，甩掉新赣南专署主任秘书职务，回到湖南新宁陪老母欢度元旦去了。1940年春，他应桂林陈恩元市长之约，担任了桂林市政府社会、军事两科科长，忙碌了大半年。

蒋经国可忘不了这位能干可靠脾气大的同学。1940年秋天，徐君虎忽然接到小蒋的亲笔信，约定某月某日在桂林火车南站候车室相见，一道回赣州。信中并说：“如市长不许可将我的信给他看。”徐将此事告诉陈市长，陈说：“他说说而已，不一定按时来？”徐说：“他是言必信的！”陈市长点头说：“到时我送你去车站，顺便看看他。”

在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秋日里，徐君虎把两科的工作分别交代一番，即手提小箱，陈市长带着一篓广西特产沙田柚同去南门车站迎接蒋专员。

难民蚁集，举步维艰。徐君虎刚挤到候车室门口，蒋经国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满面笑容，握着徐的手说：“上车去！”徐马上介绍陈市长与他认识，小蒋连声说：“太客气了，不敢劳驾。”

他们三人又挤进候车室，挤进站台。小蒋拉着徐君虎进入一等车箱后，陈市长单身只影站立车旁，一再对徐喊：“你要回来呀！”

徐招手回答：“我一定回来！”

蒋经国听了只是笑，他不打算放他回来。

徐同小蒋分别虽不到一年，但精神上彼此都感到若有所失，今日小蒋礼贤下士，亲自来请，两友相见备觉亲切，在车上两人相视而坐，互叙离别之情。

徐君虎告诉他，因日寇南侵，难民涌入，桂林市人口猛增，社会情况日趋复杂，除害安民，决不能手软。我担任社会、军事科长，已在对河成立一个劳教队，抓到坏分子都送队收容，派了一位年轻能干、勤廉正直的黎队长去管，管教有方。征兵时从劳教队中挑选一些青年作壮丁送走。这样既维护了社会治安，又解决了征兵难的问题。但是有一次接兵部队出省之后来信指责我，交的兵是扒手，把团部的东西偷走了，要我赔偿。我则赖他们管教不严。互相指责，事情也就了结了。

蒋经国听得津津有味，不禁大笑。

徐君虎还告诉他，我兼任桂林市防空总干事，在广西绥靖公署李济深主任支持下，增收娱乐捐，修好了八十多个大小防空洞。七星岩风景区原来只有进出口，鉴于日机轰炸重庆市因无法迅速疏散而造成的大惨案，又加辟了一个出口。敌机临空，我总是骑单车在市内巡视。有一次丽泽门一家大川菜馆起火，我踢开大门，走进厨房提一桶水将燃烧的木板梯火焰扑灭，免了一场火灾。

谈到这里，蒋经国发表评论说：“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我们应该有点冒险的精神。”

这时，一位护车的宪兵走进来，要看徐君虎的枪照。这支左轮手枪还是前年小蒋从重庆回赣时送给他的，没有枪照。徐正感为难，小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宪兵说：“这是我的朋友。”宪兵见了名片上“蒋经国”三个字，敬个礼出去了。

小蒋的表停摆了，他问徐：“几点钟？”徐说：“我没有表。”小蒋惊讶地看着他：“你没有表？”

蒋和徐不再说话，凭窗外眺，感到大好河山，将遭敌骑践踏，不禁忧从中来。

老牛拉套式的火车终于慢腾腾地到达衡阳了。在站台上叫了一位年约半百的难民，为他俩背东西送往旅店。刚出站，几个流氓肩挂雨伞，挡住难民要“规矩钱”。

蒋经国问他，“要多少？”

“三元。”

年轻气盛爱打抱不平的小蒋一听，脾气就上来了，取下他肩上的伞便打，并大骂：“你剥削他们！”

不少流氓一哄而来，小蒋也拉开了对打的架势，忽听到后面大喊：“不许动！”原来是车上宪兵知道他是蒋太子后，跟随在后保护他俩。

进入衡阳市区，前面站岗的警察正挥舞警棍殴打一个挑担的农民，说他不遵守“新生活行人靠左”的规定。蒋经国看不顺眼，跑上前去抢了警棍甩到铺子瓦背上去了，愤怒地喝斥说：“乡下老百姓，他懂得什么行人靠左，真是瞎胡闹！”受批评的警察规规矩矩地站着，频频称是。

又走了一段路，小蒋得意洋洋对徐说：“这些警察真无用，如果他们拿的是一支手枪，我也可以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