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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克勤一不小心，“扑通”跌倒在地，幸亏侍卫急忙扶起。

蒋经国没有放过他，又在###上演说：“国难时期，凡我公务人员均应加倍振作。现在有的县长连路都不会走，跌跤了，这怎么行呢？”

蒋经国整得县长跌跤，在江西官场一时传为笑话。

地方党政首长被整得狼狈难堪，他们不敢跟“蒋太子”公开较劲，只有秘密告状一途。因为小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弄得地方官员个个紧张，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和告状信件，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不过，那时候他的确与共产党打得火热。他不仅经常参加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活动，还担负了另一个任务，为在南昌的苏联航空大队做翻译，照顾他们的起居。

为了帮助缺少空军和飞机的中国抗日，苏联飞机不断地飞来南昌，而且越来越多，南昌和武汉两地，经常驻有一百几十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接待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任务，原由江西励志社负责办理，办理得不好，因蒋经国在苏联多年，并一度学过空军，对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了如指掌，便换了他来办理。由于他参与此事，使接待工作做得更为周到。蒋经国常组织些联欢节目，激发了苏联空军人员的战斗意志。抗战初期武汉空战大捷，苏联飞行员一举歼灭敌机十余架。

后来在苏联空军担任少将的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回忆说，那时，他也在南昌航空大队，几乎每天都见到蒋经国，那是个卓越的人，关系处得很好。小蒋还悄悄告诉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的党证，他从未退出苏共。在小蒋的努力下，苏联航空大队跟他夫妇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夏伯阳》。那是小蒋从苏联大使馆弄到的，由他本人担任翻译，中国年轻的飞行员边看边欢呼，挺崇拜苏联英雄的。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3）

蒋方良跟苏联飞行员也处得很熟，常在一起喝茶。苏联飞行员发现，小蒋跟妻子一起时，都是说俄语，从不说中文。

1938年8月，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临回国时，蒋方良来看他，感伤地对他说：“阿廖沙，你要走了，替我亲吻祖国的土地！”

阿廖沙劝她：“你也回来看看吧！”

“不，这不可能！”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阿廖沙理解她是没有自由的。蒋方良从不干预丈夫的工作，从不参政，好不容易适应了在中国金丝笼似的生活，好不容易获得周围中国人的尊重，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回苏联是不可能的，她只好把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愫深埋心底。

在南昌这段时期，蒋经国为人随和是人所共知的。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适应。对爱歌唱跳舞的，他能随同合唱或参加表演；对好讲笑话的，他也能说些引人哄堂大笑的故事；对商讨问题的，他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已作出决定的安排，他也从不变更。这一切，无疑是受人欢迎的。

有人欢迎就有人怨恨。小蒋在南昌呆着是越来越让熊式辉头疼。小蒋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上演讲，招待苏联航空大队看苏联电影，又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种太过进步的举动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小蒋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在南昌搞得翻天覆地。熊式辉会做官，他心里虽然不满小蒋的言行，但表面上却为小蒋辩护，在老头子那里为蒋公子开脱，说他的言行基本上符合国民党的规范。不过，这些指控还是起了作用，戴笠奉蒋介石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布置特别任务。文强出身于湘江岸边的世代为官的豪门大家，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和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他和蒋经国有类似红色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戴笠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定期和蒋公子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继续洗脑，这样“太子”才不致于继续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小蒋见面谈话一次。

蒋经国倒很欢迎这种谈话，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就被幽禁在溪口洗脑，对中国国情和官场习气实在了解甚少，有人来谈谈还不好？他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的习性、根底和特点。但是在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