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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大学刊物——年鉴（《老密西》）、校刊（《密西西比人》）和幽默杂志（《尖叫》）——先后发表他的作品41

件，包括17 幅画、6　篇评论、一部短篇故事和一篇随笔。

他的创作，加上他的“外国”风度，使他成为众目睽睽的人物。但是他依旧“十分羞涩，因而在同学眼里往往显得落落寡合、高不可攀。”菲尔·斯通回忆道：

“他的神情高贵而优越，许多人以为是摆架子，高不可攀， 出言唐突，对他敬而远之。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虚伪，古怪，乖戾，再不然便是无害无用。这样就成了一个‘窝囊伯爵’。

牛津的世家望族容忍他，因为他倒底出身福克纳门第……但是从不请他上门。

我一再向人们保证，这是位有才华的作家，迟早会比斯塔克·杨（另一个牛津子弟）

更出名……却落得公众的嗤笑，世家望族则报以彬彬有礼、略带讥嘲的微笑。”同学们摸不透他的种种假象，不知道该把他当作外国“雅士”，还是落拓文人，反正是一个做作的颓废派。他们称他为“拄手杖的美男子”、“自称威廉、福克纳的怪人”，讪讪地同他打招呼。福克纳则学习豪斯曼的坚韧冷漠，对于有些攻击视若无睹，有些则嗤之以鼻；默默忍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哪怕是对他的矮小身材和稚气的面貌进行人身攻击、对他的男子气概进行诬蔑。

他和不多几个同学，特别是战前已经相识，如今时常见面的本·沃森在一起时，比较放松自在。他也喜欢同一两个老师相处，特别是卡尔文·布朗，那是一个敏感而有睿智的人，妻子艾达是一位满腹掌故的历史学家。有时，他不愿呆在学校里，便独自坐到广场上老人堆中，缄默不动。有人记得他在学校里也能“恍惚出神地”

穿过校园，走在小径上，常常看不见同他擦肩而过、听不见同他说话的人。不愿呆在牛津、不愿搭理《老密西》时，就消失了影踪，也不说一声上哪里。去找菲尔一起逛附近的小镇，是逃避的一种方式。父亲在大学里工作，家在校园里，他只好偷偷把酒藏在自己房间里，到了克拉克斯德尔、孟菲斯和新奥尔良就公开喝酒。

在马尔科姆·考利（18）称之为“20 年代的漫长的探索”中，许多作家尝试退却或逃避：有人仿效美国超验主义者（19）过简朴的隐居生活；有些艺术家聚居在小圈子里，把身外之物压缩到最低必需，以求得内心的成长，开发内在世界；有人则仿效亨利·詹姆斯（20），以退为进地使生活复杂化。他们吸收外国的举止风度、新的礼仪和手段，力求扩充自己的经验、丰富生活。

不论以何种形式，逃避是这一代人的主要模式。1920 年代中，福克纳参加过两个小圈子，游历过一次欧洲。即使在密西西比，他也出入进退地试验着。

其中有一次特别有趣，虽然乍看纯属倒退。

回牛津后不久，福克纳同小弟弟迪安和卡尔文·布朗夫妇的两个孩子玩，带他们去贝利树林，教他们自己幼时学的本领和玩的游戏。他们一起打猎、躲迷藏、互相追逐，坐在篝火旁讲故事，内容多半是“神怪恐怖”的，据一个孩子回忆，穿插些“幽默、幻想或者讽刺”，加以缓冲。后来，在1923至1924 年，他在当地的童子军工作，还一度担任正式教练，以满足自己对树林的爱好和求知欲、满足喜欢玩和讲故事的癖好。在牛津和密西西比大学的许多人看来，福克纳是拿腔作势的典范；一到树林里，顾虑和倨傲消失，置身于男孩子中间，拘谨消失。一个崇拜他的人说：“他最不会装假了。”后来，特别在《喧哗和骚动》中，他写一个世界的消逝，就是讲童年的消逝。

大战以后的几年中，他追求的倒不是寻回一个失去的世界，而是通过写儿时的经历和情景，通过目睹父亲扮演的角色，回味失去这个世界的后果。

1920 年5　月，一年专修科毕业时得“诗歌奖”，从此结束了他的正规学业。

下一学期正式退学，什么课也不修。不上课，便不用管星期几，可供他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了。没钱用时打零工。不打工时同菲尔·斯通游览密西西比的农村，有时远至孟菲斯；那里的暴力、赌博和娼妓给生活添加刺激。

他继续住在校园内，同学生们保持接触，为学生刊物撰稿。退学后不久，好多时间花在本·沃森组织的一个叫作《木偶》的戏剧小组上。

福克纳同这个小组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写成独幕剧《木偶》，献给几个合意的人，特别是本·沃森，玛里·沃森，露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