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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很是别致，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因为这铺子就是蒋家所开的。……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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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8）

这里，周作人有一点说得不对。并不是1908年蒋抑卮到东京来治病的时候鲁迅才认识他的。从1904年鲁迅从仙台写给他的信中看，他们早就有很深的交情了。周作人写作这书的时候，这封信还没有发现，他不知道，所以才弄错的吧。

介绍外国小说这事，鲁迅早就想做的。《新生》杂志要是真办起来，这也将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吧。出版翻译的小说集，可得有钱才成。现在这一位富有的朋友出来帮忙，这事很快就办成了。1909年2月，“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6月，又出版了第二册。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计俄国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两篇，英、美、法和芬兰各一人一篇。鲁迅翻译了安德烈耶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这三篇俄国作品。其馀十三篇都是周作人译的。

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经过增订的《域外小说集》合订本，鲁迅用周作人的名义给它写了一篇新序，概述了这书出版的始末：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这里可以补充说明一点：那个去试验买书的“极熟的友人”是许寿裳。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称《域外小说集》为《新生》乙编。有了甲编（给《河南》月刊写稿）和这乙编，当初办《新生》杂志的想法可以说是实现了，只不过用了另外的形式，并且推迟了一两年而已。

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论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这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鲁迅为了资助他们，决定回国来做事。正好许寿裳在1909年4月回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鲁迅即于这年8月回国来了。

辛亥革命前后（1）

1909年8月间，鲁迅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他在这学堂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当时的同事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一文曾经记述了若干片断：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过，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