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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

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国家大事何可胜数？文中所述从1967到1970年这三年间他严谨慎重地处理的这三件事情，相比而言可谓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唯其“细小”，则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氛围，反映了周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何曾经如此。其实，在执意要“全面专政”的年代，几乎没有私人领域，官方政治话语就是要力图渗透、侵入、掌控从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常生活也充满一种具有“神圣”色彩的表演性政治仪式。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德国思想家卡西尔对这类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就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这些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销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参加这种表演，“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挂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7页）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我们日常生活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治渐渐从日常生活的领域退出，人们开始享有更多的生活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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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在声势空前的传统文化热中，消逝已几百年的汉服也被从历史的箱箧中重新翻捡出来，为五彩缤纷的服装之苑增添了一个小小的“亮点”。“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来无可厚非，甚至因此使我们的着装又多了一个“选项”、令我们的服饰更加丰富多元而值得称许。然而，某些汉服爱好者、提倡者表达出来的那种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价值观念却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进一步要求将汉服定为“国服”，则期期以为不可。

衣服本来的功能只是遮身蔽体、保暖防寒，但在历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审美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服饰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强化，成为统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对“民生”来说，穿衣戴帽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之事，所以传统文化要从“发生学”的意义将其神圣化，衣帽鞋袜的创始者都是黄帝等圣人。《易经》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白虎通义》提出，圣人之所以要“制衣服”，除了“蔽形”以外，主要是为了“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历代王朝都有“车服制”、“章服品第”一类对着装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早在周代即产生了比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饰各有区别定制。至魏晋时期，王公贵族虽然“服无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着罗、纨、绮等高级丝绢织物的规定。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但从唐高祖李渊起就正式颁布衣服之令，对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妇、士庶等各级各等人士的衣着、服饰、配饰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总之，中国古代服饰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所谓华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