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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一这项法案进行二读时作的演说却正是我喜欢的那种舌战。关于我们自己的提议我说得很少，只简单提及我们曾承诺在苏格兰设议会，我强调了很多这项立法本身的矛盾及前后不一致之处。辩论结束。27名保守党议员包括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克投了弃权票。5人投了赞成政府主张的票，其中包括艾历克·布坎甫—史密斯，马尔科姆·里夫坎德和哈米什·格雷。但是工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29名工党议员弃权，10名和我们一起投了反对票。在二读时出现的45票赞成的多数掩盖了这个问题给工党和我们带来的同样的不愉快。而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在辩论中首相暗示说政府将可能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全民公决——这项承诺后来成为解决“权力下放”问题的关键。

弗朗西斯·皮姆这时已从威利处接过了前座议员“权力下放”问题发言人一职。但他和特迪·泰勒关于如何对待这项法案却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弗朗西斯想使之可行，而特迪则想使之夭折，最后这项法案还是夭折了，1977年2月该法案截止审议时政府被29票的多数反对票打败（有22名工党议员和我们投票一致）。突然间政府发现它失去了全民性的支持，而在“权力下放”问题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时，　政府总是能赢得有效的多数。　尽管这一年过些时候工党还将提出新的关于“权力下放”的法案。但他们眼前的形势严峻，这使我们倍受鼓舞。

具体来说要发生什么事情还远不明朗。1977年3月17日星期四，政府拒绝迎战我们的动议，在一场有关公共开支的辩论后宣布休会，因为他们害怕左翼工党议员倒戈。我马上称这种几乎闻所未闻的对正常议事规则的破坏为“不光彩的失败”。我们不得不提出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获得成功将会进行普选。尽管我天生谨慎，我仍认为这是会发生的。那个周六在我在托基向中央理事会作的报告中提醒全党注意一场大选正在来临。

连日来各党派和他们的督导员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我却不愿被牵制在其中。自由党党魁戴维·斯蒂尔已经表示，如果条件对他们合适，他们可能准备让工党继续执政。为在比例代表制基础上直接选举议员进入欧洲议会立法，“工业民主”和税收改革等的话题已经成为公众的话题。但没人相信自由党人在是否支持工党的决定这个问题上会被一些细枝未节所左右。对自由党人来说他们有两个大问题必须回答：把一个不受支持的政府留在台上，他们会受到指责吗？或者他们将会由于使政府的政策变得温和些而受称赞吗？我自己并不相信他们会和政府达成什么契约——这肯定不可能，除非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那时内阁中会有几位自由党人担任部长，但简直不能想像工党的左翼会容忍这种做法。

事实上，我对政治均势的计算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我忽视了虚荣心这个重要因素。尽管工党一自由党同盟对自由党危害不小，而对吉姆。卡拉汉有无穷的好处，但它确实给自由党发言人以令人激动的幻觉——认为他们自己举足轻重。

在对“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案”投票后，有人攻击我说我没有准备与自由党进行某种交易。我事先没有这种念头，事后也不后悔。1974年2月大选失败后保守党就曾试图把自由党拉过来组成少数派政府，这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做法完全表明了其危险性。更何况，即使在现在情况下，不需要费神去对付自由党的这些不负责任的怪人，我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为了使英国拨乱反正，我得设法使保守党左翼和现在影子内阁中的部分成员相信我们将来的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

当然，既然我们已经反对了“权力下放”，那么要赢得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就更不可能了。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北爱尔兰统一党人应该支持我们。在艾雷·尼夫和我身上他们应该明白他们找到了联合王国的强有力支持者。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增加议席以弥补他们省代表不足的要求很可能是任何政府都会支持的，因为从公平角度讲他们很占理。但他们对希思政府废除斯托蒙特议会——1920至1972年由北爱尔兰统一党人控制的管理北爱尔兰的机构——这一做法的普遍厌恶以及伊诺克·鲍威尔一一他现在作为统一党人担任代表南丘地区的议员——私人的恩怨意味着实际上我们不能依靠他们的支持。

事实上，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事，我们所能做的也很少。小党都会根据举行一场普选对他们是否有益来决定他们的立场。要衡量这一点，每人都会去看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保守党将以绝大多数当选并组阁，这将极大减弱一些具有不同观点的其他个体影响政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