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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冬季，大雪来得猛。不同于上海的江南细雪般，浅薄一层，犹如滚了糖粉的枝条，待你还未欣赏到这冬日美景之时，那糖粉枝条儿已经化成了水珠，滴淌了下来。然而，长春街上的树枝，房檐上的积雪，犹如一张厚厚实实的棉絮般，将整个长春市，牢牢地捂在棉絮底下，似乎都没有喘气的机会。

这景致，也一如当时长春的时局，整个东北三省已被完全的从中国隔离了出来，竟然有了一个日后为中国人所不耻的名字，满洲国。日本人将这片土地赋予了一个更为日式的名称：新京。

俨然，日本政府，已经将东三省看做除了他们东京之外的又一个都城。长春的街头，咋一看，仿佛置身于日本某个街头，商家店铺到处充斥着的是日本字，街上，日本军官随处可见，他们旁若无人，趾高气扬的腰跨着日本军刀，足穿长筒军靴的关东军军官，还有那插着关东军特权标志的小旗，当然，街上迎风飘着的所谓满洲国的五彩彩旗，更是为这帮关东军军官们助长了威风，他们走在大街上，一如走在自己的家乡的街道上。踌躇满志的踏足着这片被奴化的土地，筹划着美好的满洲国的未来。

当然，满大街还有嘴唇留有仁丹胡须，且满口日本名词的日本翻译，他们跟在日本军官身旁，狐假虎威，志得意满俨然成了当时长春的官僚架子中的“新贵”人物。

长春，1941年底的长春，俨然是一个日本冒险家的乐园。

溥仪离开紫禁城也有十余年了，爱新觉罗家族的荣盛，也只有在记忆中重现，或许从那些个皇族遗老们的日志中，再窥大清帝国的辉煌。可是，溥仪的黄袍加身的美梦，并不会因为搬离了紫禁城而湮灭，满洲国的建立，让他重拾了这个末代皇帝梦，当他搬进了日本人为他在长春安排的伪皇宫之后，那种大清帝国重新崛起自豪和满足感，那种恢复祖业的使命感，一直萦绕在溥仪心头，虽然，他也清楚的很，这满洲国将会重蹈慈禧的垂帘听政之举，当然，这帘子后面的真实面目不是慈禧，慈禧早作古，那是打着亲善旗号的日本政府。

但是，溥仪坚信，只要亲善，日政府会帮他复辟大清帝业的，他将有朝一日，重坐紫禁城的那张皇帝龙椅，一身黄袍，脚蹬黄靴，俯视群臣，文武百官，俯首帖耳，纵横天下，唯我独准。

对于溥仪来说，他不希望祖上努尔哈赤打下的帝业，将亲手毁在他的手上，因此，既然大朝廷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就不妨安心的在******里，做做皇上，统领着这块被分割出去的“新国家”，且美其名曰康德皇帝。

缉熙楼便是日本政府为这位“康德皇帝”在满洲国设立的行宫。他犹如一个鸟笼般，将溥仪囚禁在了里面，虽然溥仪每日照例所谓的早朝，批阅公文，下达喻旨，可是，那每日枯燥乏味，形同虚设的执政行宫，每日的文件几乎同出一撤，几乎没有新意，那所谓的真正有意义的文件，早已经辗转到了日本中将吉冈手上了。

溥仪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室内虽然是暖意融融，但却掩盖不住他那落寞的心，他不知道这样的格局，将持续到何时，他期望的恢复大清的愿望，似乎就根本就没有一个下文，每日批阅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文件，这让溥仪的内心不再平静。

这日，溥仪九点，离开了缉熙楼，去了就在隔壁的勤民楼。这勤民楼，就等于溥仪的执政朝廷，自做了满洲国皇帝后，这勤民楼便是每日溥仪上朝的地方，虽然，勤民楼只在咫尺，可是这段路，却让溥仪走的好郁闷。

一想到每日例行公事的重复着做着同一件事，溥仪的心情，犹如这纷扬不断的雪花般，越下越激。他懒散的步入了勤民楼他所谓的办公室，桌上照例是一沓堆放整齐的日文公文，溥仪根本无心打开，因为他知道，这些所谓的公事，无非就是一些大同小异的奴化的宣传手册，字里行间大多数是什么：日满一体，亲善啊。要不就是日本东京天皇那儿的消息，看多了，溥仪自感腻味十足。

他一人端坐在那张象征着所谓的皇权的宽大椅子上，望着那堆令他生厌的文件，闭上了眼睛，心里开始了他一天当中的第一件事，吃药。

溥仪座椅的后排，一排小格子状的小抽屉，俨然成了一个小诊所。不知何时起，溥仪有了嗜药成癖的怪癖。每一天都离不开大剂量的吞服那些药丸，而且，溥仪更有一癖，那些药丸，不专限于服用，还有聚结收藏的嗜好。长春的行宫里，虽然没有像在京城的清宫里那样的有御药房和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是，溥仪却将自己常用的汉药与西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