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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展开合作。

袁世凯在三天之内作出回应，他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会，就国民党的会议决议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对国民党的经济建设能力和规划的美好蓝图大加赞赏。但却不赞成任何政党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损害国家利益和政府威信。

sī下里，袁世凯没有一分钱下拨给孙中山的铁路协会和国民党自行成立的粤汉川铁路公司。弄得急匆匆就任粤汉川铁路总办的黄兴在视察途中天天吃开水泡饭，最后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其次，在保路运动中深受伤害至今伤疤未愈的四川民众大加反对。被骗过一次血本无归的四川民众和各界团体。可不管你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开口就索要至今仍旧无踪无影的老本，四川各地报纸上全是愤怒的声讨，要求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位先把川人的两千五百万补回来再说。

见民怨沸腾，中山先生哪里敢回应？袁世凯更是置之不理，似乎根本就没听到，由此而使“川人治川”的呼声空前高涨。

显然，中山先生的美好蓝图触动了川人伤痕累累的脆弱神经。进而连累到袁世凯大力推行的政策，被四川各界联合拒绝。

袁世凯为了在成都、重庆、叙府等地建立中国银行各分行，连续给四川省政府和大都督胡景伊发去三份电令。责令其强行推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兑换钞票，征收每年不低于一千八百余万的盐税。并上缴中央财政，然后一口气任命三名四川政府大员，其中最重要也是权力最大的民政长一职，给了被尹昌衡赶到北京的原四川副都督张培爵，盐政使一职给了隐居在家的前清四川盐运使杨嘉绅。

这一招不可谓不狠，你们不是嚷嚷川人治川吗？好！现在我任命的四川主政官员就是你们四川人，看看你们怎么办！再加上早已投靠袁世凯的四川都督胡景伊为新政摇旗呐喊，搬出“国家统一确保法统”这把最锋利的宝剑，站在道德的高度俯视众生。

四川各界由此而变得被动了，大喊大叫破口骂娘是行不通的，关键是无论怎么反对，都没有任何法理依据，而且各地自行其是，根本无法达成提请省议会扩大会议公决的前提条件，除非公开反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再次宣布**，否则只能忍受中央政府的无尽盘剥。

表面上看，如果袁世凯的三项政策在四川得到执行，损失最大的是各级政府和四川民众，可只要抽丝剥茧细细分析，四川各地大大小小的地主资本家无疑要首当其冲。

没有了刚刚享受半年的盐税分红，四川各地政府为保证各项财政开支，延续农田水利和道路设施的建设与修缮项目，只能将税收压力转移到土地出产、工商业生产和流通领域，温饱尚无保障的劳苦大众是榨不出几个钱的，总不能再恢复万民唾骂的厘金和捐税吧？

真要是走到那一步，基层官员乌纱帽保不住没关系，小命保不住那就亏大了！别的不说，整个四川如今可是枪支泛滥成灾，四川民众经过了苦难深重的保路运动，经历了扬眉吐气的川滇战争，再经过《华西时报》不遗余力大肆宣扬一年多的人权和民权思想的熏陶，脾气普遍都没有以前好了。

于是，元旦到春节前这段时间里，四川各地名流豪绅和各级官员急得上蹿下跳，省议会每次开会都吵得不亦乐乎，多次差点儿上演全武行，无奈大都督胡景伊全力支持中央政府的决定，新任四川民政长张培爵也一改往日高喊“川人治川、保障民权”的革命形象，滔滔不绝、极其雄辩地维护国家权力和中央权威，利用官方喉舌《四川日报》发起一轮又一轮冠冕堂皇的论调，四川本土势力逐渐落于下风，最后到了疲于招架即将崩溃的危险边沿。

在此期间，大都督胡景伊和民政长张培爵也和大批政府官员一样，频频前往北校场边军司令部，拜访深孚民望，同时也是四川最大的军阀头目和工商巨子萧益民。以求获得他的支持。

萧益民由始至终恪守一个军人的道德原则，对所有来访者均热情接待，但也都义正词严地表示：“作为中央任命的四川边防陆军总司令，四川陆军军官学校首任校长，作为一个将荣誉视为生命的普通军人。我都必须恪守原则，不干预民政事务。”

一九一三年元月二十日，四川边防陆军司令萧益民分别在《字林西报》英文版、《华西时报》头版发表新年致辞和展望。重申其本人和四川边防部队拥护中央政府、服从中央领导的鲜明立场，并在文章最后郑重宣布：“将在二月二十日之前，全部转让本人持有的华西集团公司股份。从此致力于军队建设！”

萧益民的文章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