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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是那么善恶分明的,这正是金庸小说超越以前武侠小说的地方。有些简单的武侠小说善恶太分明,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人物太简单不够复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时说诸葛亮太聪明了,像妖怪似的,也没有成长的过程,不可信。金庸小说改变了这个毛病,金庸小说的人物是有变化的,好人有缺点,坏人有可取之处,且坏人有成为坏人的可信的历程。谁说梅超风是个天生的坏人,梅超风原来在桃花岛上和黄药师学武功,她也是桃花岛的研究生之一。她的老师性情比较严厉,武功非常好,但在教育学生方面不太合格,学生不好好学习他就采取暴力手段。梅超风和师兄产生爱情,知道老师不允许早恋,面对人生的考验,是要爱情还是要学历,梅超风和师兄选择了感情而私奔。有一次回到桃花岛上偷看老师教同学武功,发现连师傅十分之一的功夫都没有学到。她的丈夫问她是否后悔,她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你不后悔,我也不后悔。”在他们心中什么最重要?感情是第一的,是最重要的。金庸把他们写得非常复杂,所谓的坏人内心是非常善良的。金庸是人性大师。
听众:金庸的小说中有大侠、中侠、小侠,都有自己的精神,您认为当代大学生最欠缺的是哪种武侠精神?
孔庆东:当代缺乏的是一种责任感。我们弘扬法制,这可能是时代的需要,但带来一个问题,人们只讲自己的权利不讲自己的责任,只讲我应当得到什么,我应当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考虑别人的权利,不考虑我能为别人做什么。现在的人很少能自我反省,道歉,认错,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都说自己没错,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做,想方设法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犯了法请律师狡辩,只要自己不受惩罚就可以做。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责任感,我活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给别人带来快乐你就会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当我看到有的读者说读了我什么书后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的人生到了什么样的境地之后,我非常满足。即使说只满足我的虚荣心,我觉得是莫大的幸福,比他给我多少钱都幸福,因为我觉得自己有意义,我改变了别人的生命,我使别人的生命快乐。甚至有的读者给我写信,我回信后他不自杀了,我收到他的信后是多么自豪呀。我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但我得到了最无价的珍宝,我使其他生命活得好活得快乐,所以我活得很值。我们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做好的事情,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那样大家都快乐起来了。现在校园里吵架都是不值得的东西,最后大家都不快乐。
听众:美国有很多侠,像蜘蛛侠、蝙蝠侠,您怎么看美国的侠?
孔庆东:外国也有我们翻译成侠的东西,严格来说“侠”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概念,西方的侠和我们相通的地方就是做好事、打击坏人,但没有中国侠的精神的追求。外国侠是尊重法律,在法制范畴内活动,中国侠往往提出更严峻的问题:假如法律坏了的话怎么办?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哪一个阶级掌权就会制定对哪一个阶级有利的法律。法律从来不是客观的,法律坏了怎么办?需要无数侠客出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恶法,使恶法变成良法。中国侠不是只做具体的事情,他有精神追求,有生命归宿的拷问,中国侠追求知音、认可。荆轲可能就是普通的社会闲散人员,没有知音,但燕太子丹发现他是人才,视他为知音。燕太子丹发现荆轲用砖头瓦片打小鸟,给他一袋子金子打,这是多大的知遇之恩。燕太子丹知道荆轲喜欢吃马肝,就把自己的千里马杀了把肝给他吃。有一次听歌女谈琴,荆轲说女孩子的手很漂亮,宴会后给荆轲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侍女的那双手。做得很残忍,但这些手段表示对荆轲的无上认可,一个人得到最大的价值认同,才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些充满美学浪漫的精神是蜘蛛侠、蝙蝠侠所不能比拟的,他们那些侠不过是优秀的警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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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武侠与人文素养(9)
听众:孔先生,您在北大求学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北大给您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孔庆东:北大最难忘的事情很多,让我脱口而出的可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游行示威,我们参与国家改革,如何让国家知道我们的声音,我们就不断去游行。北大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大学,如果给世界大学打分评一流大学,如果评哪个学校对国家推动最大,最大程度推动国家的进步,那就是北大。北大和国家的现代化命运是绑在一起的,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北大学生喜欢用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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