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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国哲人罗素之言，便是以孤独本能对一切束缚作坚决的反抗。

所谓孤独本能，照我的理解，便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确立了与众不同的生活目标和价值标准，从而使他们与整个市民集体和市民社会格格不入。他们要么牺牲自己以屈于规范，要么坚持自己以反抗流俗。他们显然只能选择后者，于是就把自己推上了凭着个人力量“独自反抗你们全体！”的坎坷道路。这反抗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们狂暴的感情活动，来自他们如疯如魔的精神世界。他们每一分钟的存在，都要以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而且，他们时时要以手中的真理向庸碌的公众作勇猛冲击，这更需要十分强大的勇气作动力。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战斗状态，往往来不及进入中年，便已积劳成疾，积狂成疾，积战成疾。他们无以享尽天年，是因为他们预支了全部生命能量用来作冲锋的枪剑。

人们习惯于称这种精神为浪漫精神。浪漫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是指中世纪骑士无所顾忌地抒泄内心的感情（往往是热烈的感伤的），就其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涵义而言，是对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狂肆反抗；而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浪漫主义是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渴望，和为追求这种美好生活所表现出的伟大热情和力量。所以，浪漫主义者一般都具有尊重个性、反抗黑暗、追求自由的鲜明特征。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文化意义上的“群众”只能是对抗关系，因为一切时代的黑暗力量都是借群众的愚昧和软弱得以苟延。那位跛足的英国勋爵拜伦，便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典型。他无疑是个叛逆的精灵，内心常常奔涌着“痛苦、不安、天才、高贵和可怕的狂暴”（勃兰兑斯语），表现出所向无敌的气慨，其所凭依的就是充满反抗意志的自我。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当其他诗人的个性都能随意变形时，“唯独在拜伦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并且总是复归于它自身；这是一个激动和执情奔放的自我，就连最不重要的诗行的动向都能使我们想起那个自我的情绪，犹如海贝的嗫嚅会使我们联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他的特立独行的自我，就是一部捍卫个性自由、寻求人性解放的宣言书。

我们把拜伦式的勇猛之士称为天才，那么，那些总想入于俗流、力求取得公众拥戴，以便功成名就千古流芳的人，则可称为圣人了。凡欲成圣称贤者，第一要素即在迎合公众，也就是将自己的个性尽悉交给公众的共性，以求取得一致。否则，谁还会乐于听你的呢。第二要素当是在与公众取得高度一致后，不失时机地显出他独有的聪明和智慧，证明自己确有资格教诲蒙子引导俗众。第三要素呢，便是保持仪态端庄，风度儒雅，悲愁哀痛不可有动于衷，快乐欢喜不可有形于色。无论遇到泰山倾覆，还是黑云压城，都要正襟危坐，缓理长髯，有板有眼地说：“君子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益其寿而延其年。”因此看来，平庸、聪明、麻木，就是东方圣人的三*宝。他们永远豁达淡泊，无需咬牙切齿地诅咒，无需披头散发地冲锋，所以也就不会像拜伦们那样恨恨终生，赍志而没，而可以白髭长髯，永生不老。

这样来描述东方圣人的特征，也许难免使人感到偏颇。但我不过是将这些特征置于一个极端的境地以便作典型化处理。在中国的文化名人那里，虽然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肠，却难见面目狰狞的叛骨，虽然不乏谆谆告诫循循善诱的诚挚，却绝无否定一切我行我素的个性光辉。试想那个渴慕着“羽扇纶巾”、建立永世功业的苏东坡，当他遇到障碍、雄才难展时，竟然挽起宽大儒服，“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是何等儒雅的绅士风度，何等突出的东方豁达，与拜伦之狂暴、雪莱之奋进，实在是大异其趣。

东方的能人都是想做这样的圣人，一时间也似乎功成名就了，但却没有树立起自我。他们一代一代地为自己铸就圣人的牌位，却使“人”受到灭杀，社会也无从前进。西方人则多半愿意做超群脱俗的天才，倘成狰狞恶魔则自视为大幸，所以他们多破坏者，多新学说，多雄杰之士。他们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现实的认可，而且往往会失去一切。但他们能经得起这样的孤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展示个性，表现自我，并不怀太多功利目的，并不企求俗世报偿。他们的需要，总是最深刻地代表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可以说，他们的方向，就是人类解放的方向。

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站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座上的。西方天才形象和东方圣人形象，不过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人格化。对于中西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