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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2）

第三，写作检讨书是训练说假话的重要手段。强迫他人写作检讨书的人，知道检讨书的表述与写作者的真实想法存在严重分离，他们不在乎这种分离，依然要求写作者按照强势群体的口径和理念表示悔过、认罪、屈服。他们甚至给检讨书规定具体的内容和篇幅，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可以强迫人们反复写。四川省某初级中学一年级学生陈军（化名），因被学校怀疑偷了东西，2000年2月22日晚10时许晚自习后，被校长等人叫到学校办公室训话，一直到次日零时40分。校领导们要陈军写检讨书，连写三次都没法让他们感到满意，最后一位保卫干事为其代写了一份，又由陈军按上指印。（高冰洁　田富友《被疑偷了东西　一学生服毒自杀》《滇池晨报》2000年3月8日消息）至于检讨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事实，检讨书中的认识是不是陈军本人的认识，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陈军不堪他们的羞辱和逼迫，第二天到街上买了老鼠药，服毒自杀，暴死街头。校方不惜以摧毁一个学生的灵魂为代价，给一个小小的案件做个交代，结果连学生的生命也给摧毁了。他们失去了一个学生，但是拥有了一分屈服。中国的强势群体看重的是后者，所以没有谁会从这些血案中吸取教训。

逼迫弱势群体写检讨书，只是一种低调的假话训练。它与工作汇报、思想汇报等等高调的假话训练相互配合，构成了学校思想控制和假话训练的完整体系。当然，更加完整的假话训练还必须包括作文训练和日记、周记、书信、课堂发言、口头告密、与教师和学生干部谈心等等。魏书生将检讨书的写作与作文训练看作一体，是对二者精神一致性的天才领悟。学校里假话训练的体系实在已经完备得天衣无缝了，其中大多数训练项目都是诱骗性质的，或者说是由强迫性质逐步过渡到了诱骗性质，只有检讨书一直是强制性的。所以检讨书作为构成最严重灵魂伤害的精神暴力，实际上是校园暴力中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形式。

“孩子们和猿猴一样，爱去模仿他们所见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神志没有吩咐他们去做，也是一样；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学会运用他们的心灵以前，先就学会了模仿。”（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8页）大多数中国人经过不断被迫说谎、被迫出卖灵魂的训练，都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这一切。丑恶的教育占满了他们的生活和大脑，他们甚至因此没有机会发展心灵，没有机会学习基本的德行。因为“德行是由经常做正当的事情学来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7页），可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从事正当而又高贵的行为和思考，所以他们只能按照模仿的模式无所顾忌地说谎，按照习得的方式成为没有灵魂的无赖。他们几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他人灵魂的奴役之中。所以，检讨书在阉割灵魂、囚禁精神、伤害尊严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于一小部分善良的人士来说，他们从检讨书中所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他们常常因为自己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出卖过自己的灵魂而自责不已，痛苦万般。他们比别人更严重地感受到灵魂就像人质一样已经被扣押在巴士底狱中，他们因为这种软弱的过失而彻夜难眠。

良知之士的灵魂痛苦正是逼迫人们写作检讨书的强势群体所期望的效果。作为对抗灵魂伤害和精神奴役的措施，我们必须主动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逃离出来。就像美国士兵在绝对弱势中举手投降而不会因此背上精神包袱一样，一个中国人面对无耻的*时不得不交上检讨书作为自我保护的措施，这并不必然地成为丧失人格与尊严的事件。我们必须及时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越狱，以求获得灵魂的新生。我们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反抗精神暴力和其他一切暴力，为反抗灵魂奴役和其他一切奴役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尊严才不至于被这种消灭尊严的教育所消灭，我们的灵魂才不至于被这种奴役灵魂的制度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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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才与东方圣人

西方文化在我心中的形象，首先是那些天才人物的人格形象。尤其是那批搏战一生不寿而夭的天才们，给了我太强烈太深刻的印象。拜伦享年36岁，济慈26岁，别林斯基37岁，杜勃罗留波夫25岁。他们都是心力耗尽，猝尔长逝的。此外，雪莱30岁，普希金38岁，莱蒙托夫27岁，他们虽然皆为非正常死亡，但其死因亦与其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