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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个性生成的时刻，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诞生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物意义上成为人类生命的全息体，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着人性的全部意蕴，因而，捍卫我们的个人尊严，也就是捍卫人性的尊严。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次受难都不再仅仅是为族类所作的牺牲，而首先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挣扎，而是折射出族类对于尊严与幸福的渴望。在风寒雨冷的时代，我们会因为申诉了自己的悲愤与抗议而表达出族类深心的希望与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时刻，我们会因为多担了一份族类的患难而成全了个人的光荣。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正应该是自己族类的竖琴吗？

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就应该最充分地张开自己的心灵，丝毫不漏地感觉族类的和人性的全部耻辱，同时一定会无可遏止地将这耻辱感表达出来。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这种表达。

当然，并不是完全找不到。比如1987年，从一位青年学人讨论鲁迅精神痛苦的文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所期待的耻辱感的表达。后来，在另几位优秀的学人和作家那里，我也陆续找到了一点。但就整个文化界而言，这点声音微弱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刚一产生，就被庞大深邃的麻木吞噬得无踪无影。所以我认定，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我们远没有滋长发育起耻辱意识。正如一位学人所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耻辱与耻辱意识（2）

要追问为什么，是太大太深的话题。我只能凭自己的感想，列出几条极为肤浅的回答。

第一是尊严意识的缺失。我们之所以感不到耻辱，恰因缺乏尊严意识。鲁迅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只在乱世和盛世之间来回颠簸。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更是日趋恶化，无休无止的漫长凌辱把残存的一点人文气息扫除尽净。人们一步一步地后退，最后退到了只要能够呼吸、能够吃喝拉撒就心满意足的死角。对于长期习惯于动物式生存的群体，尊严不但过于奢侈，而且会成为负担。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中表现不出足够的尊严意识，正说明民族的生命机体中缺乏这种因子。

第二是文化理想的缺失。耻辱感首先意味着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否定性评价，而作出这种评价时，需要某种价值标准作为依据。一个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理想的群体，不但没法拥有对现实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力，连最起码的感受力也没法具备。长期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艺术上一直深陷在可怕的混乱（表现为对西方“概念”和“文本”的泛滥成灾的抄袭）和同样可怕的失语症（表现为无力作出原创性的理论建树和无力作出现实的批判）之中，你看卢梭在看清了早期人类纯朴自然的生活情景之后，鲁迅在听清了异邦的新声之后，他们对于自身的现实状况是如何地深感耻辱，接着而来的批判又是如何地勇猛有力。

一个新的时代，往往是在对时代的批判中渐渐萌生的，而对旧时代的批判，又只能在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时才能开始。寻找新的文化理想的最初动力来自哪里？来自耻辱意识的觉醒。在找到了新的文化理想的新因子之后，再反过来促使耻辱意识发育成熟。在具有生机的所谓新的时代，耻辱意识又转化为尊严意识。所谓尊严感，乃是按自身理想来创造自身的权利、信心和力量；所谓耻辱感，乃是受挫的尊严感。

我们连耻辱意识的最初觉醒还谈不上，我们离新的文化理想怕是还很遥远吧。

第三是自我要求的缺失。有一句这样的民谚：人无两块皮，百事都可为。把它翻译成文化人的话语就是：人一旦放弃了尊严，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那就什么境遇都可以忍受，什么丑行恶行都能干得出，再也没有羞耻可言。由于放弃了自我要求，我们无须拒绝什么，无须反抗什么，也无须要求什么，无须捍卫什么，更无须忏悔什么。表面上是无欲而刚，实际上是生命取消主义。

就这样，我们成了不知羞耻的人，和不知羞耻的群体。

前几年——1989年下半年或稍后，一位著名女作家不满地说：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活得这么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的内蕴无非是：我们活得这么嬉皮笑脸，活得这么下流，这么无耻。

然而，生活是严肃而又神圣的，正如灵魂一样。我们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