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浸染在一种梦幻的氛围中，我以那么温柔的情感祝愿全民族的发财之梦成为现实。我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匆匆人影，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祝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尽快发财。我一边祝愿一边在心里念叨：*，*。

后来我又觉得，在这近乎神圣的发财梦中，还缺着一点什么。可以说缺的是价值准则。不以解除人的生存苦难为价值目的的经济活动，不但无法保证给人带来福利，而且往往会导致以人作为它的牺牲品。几十年来，为了表明丰收，把粮食全都交上去，然后大家一起挨饿熬日子的事，曾经普遍存在过。为了维护某种政治谎言，直闹得尸骨遍野，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悲剧。

自古以来，无论什么社会理想，无论什么文化目标，都不懂得要以人为价值准绳，而且其结果几乎都是以人作为牺牲，使人受到更多的凌辱和煎熬，这是中国的老传统。只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对抗着这种老传统的。

唯一宝贵的民生主义啊，应该重返这片苦难的大地。

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这项充满博爱精神的学说，更在于他终其一生，百折不挠地实践着这项艰难的事业。他为什么不在失败了一次两次以后，量力而退，就算坚持到第十次失败吧，这已是非凡的坚强了。不可以侨居海外吗？不可以隐遁山林吗？而他偏偏要无止境地实践下去，直到失败了一千次，一万次，直到失败到生命的终结。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韧性。以失败的记录走完自己的一生，以全部失败构成自己最后最伟大的胜利——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革命家，他是真正的基督。

想想自己，我常常感到悲哀，因为我连失败也不曾有过。虽然我对人民的苦难感受极深，可是我为此做过什么呢？不说做吧，我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来思考它呢？当众多生灵哀号于饥寒交迫之中时，我却只管谋求个人的前途，只顾抱怨自己的厄运。在强大的厄运前无能为力时，又从心中生出许多阴暗而又恶毒的鬼气来。在海口的嘈杂喧嚣气氛中，我一面为吃饭问题奔波，一面感到迷乱。社会生活是如此铁板一块，谁也无法改变它半点，而我却曾想用自己的激情和奋斗来改造这个世界，岂不是荒唐。我对自己原先的那种激情和理想，觉得不可思议，渐渐怀疑起来，我几乎要嘲弄自己的不识时务。

这个时候，我天天想起孙中山，我总是回忆第一次与中山塑像默默对话的光辉体验。当想起孙中山那忧郁的神情，悲悯的眼光，和他充满悲剧色彩的坎坷一生，我总是这样思忖：有什么样的厄运值得恐惧呢？有什么样的失败值得灰心呢？有什么样的私欲不可以抛弃呢？爱一切苦难的生灵，并与他们一起解除生存的煎熬，这难道不是唯一的选择么？！

中国的基督终于远去了，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将他的灵光深藏在心中，并让这灵光荡漾在我们的上空。我们也许可以没有基督，但我们绝对不可以没有博爱之心，不可以没有慈悲和温情，不可以没有对于一切苦难的不妥协的反抗。

记住吧，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耻辱。

丑陋的中国文人（1）

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虽然文字的事我也乐意做一些，但总想弄个文字之外的职业，以便逃避这种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对于中国文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们的交谈中，用来指代最丑恶最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而我们所做的文字之事又多少与文人有点干系，作为自我批判精神强一点的人，自然要把最无情的批判指向自己及与自己相近一点的人。这种恐惧和批判中暗含着我对另一种人格形象的追求。需加说明的是，我这“中国文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的文人”，而是指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籍华人）。至于那些虽是中国的文化人，却较多地抛弃了中国旧文化的价值观，接受了西方现代意识并敢于坚持自我的人，则多多少少总会受到我的尊敬。当然，这种人在中国极少极少。

遥远的古人姑且不论，先说说虽已作古却并不遥远的郭沫若先生。他是有着较多文化成果的人。这成果是其追求真理的足迹，是其生命激情和生命意义的证明。稍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人都会尽力捍卫这成果。可在“*”阴风还没吹进他的院门时，他却来个先下手为强，主动宣称自己的作品全是毒草，你们可以全部烧掉。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