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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文人(3)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奴道主义。当西方畅行所谓神道主义时,他们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压,一旦解放出来即有光辉闪烁。而奴道主义则是一种内在的变质。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奴隶精神成了灵魂中唯一的内容。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况那奴隶主的空缺,及时可以递补。因为我们是全民皆奴。广大的奴隶队伍乃是产生奴隶主的最好资源。每个奴隶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当之无愧的奴隶主,正如每个农民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忠于职守的皇帝一样。像杨朔的所作所为,不应解释为迫于外部压力,实在是出于奴才的本性。这种人一旦晋升为奴隶主,他所制造的悲剧和罪恶,决不会逊色于我们已经认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隶主们。中国大地只有丑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尸一样遍野横陈,而绝对没有人格可言。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无疑就是中国文人。让自己去做这样的典型,岂能不感到恐惧。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郭沫若杨朔们的尾巴后边,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现在我终于知道,做一个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脱的命运,也是我别无选择的选择结果。选择的同时我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自我。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同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我只有怀着战战兢兢的虔敬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尽力去做。
最后再谈几句巴金先生。在十年“*”以后,谁曾站起来承担过一丝责任?中国文人固然没有,他们重新出山以后,除了哭诉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人呢?那些直接的责任者呢?又有谁反省过?我不是不懂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没法一点一点地追究个人责任,可是,如果谁都以此为自己开脱,那么,社会运动中人的主体性又作何解释呢?而且,那些应该由组织由民族所承担的集体责任,又有过真正的自审没有?倒是那个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着那样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审。他对于自己灵魂的苛刻,他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真诚,他对于人的尊严的虔敬的渴望和追求,使他高居于一切文人和非文人之上,成了鲁迅以后中国仅有的一颗良心。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丑恶悲惨的历史以后,竟然毫不愿意拿出一丝勇气来作一分的集体反思,却让这么一位颤颤巍巍的龙钟老人,独自背负着如此深重的忏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极度的窒息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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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悲剧(1)
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我知道自己能力很弱。我总是随随便便,淡然处之,以求回避矛盾,有时甚至想用点怪癖来保护自己。可是我的策略毫无效果。我不去冒犯任何人,可是所有人都似乎被我得罪了,都看不惯我。一切追名逐利的事我都不介入,然而你因此所失去的决不只是名利本身,你还将失去平等和生存的安全感。
有很长时间我对此感到奇怪,甚至认为也许自己还随便得不够。好心友人劝我要将自己掩藏得好一些,何必锋芒毕露自惹麻烦。我连称是呀是呀,真羡慕别人的老练。后来却发现,他们之所以掩藏得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需要掩藏。他们的素质与环境本身一一对应,完全合拍,因而可以鱼水相宜。而我已回不到那种境界。
一个人只要稍有一点独立精神,他的不幸也就从此开始,要么是消灭独立精神以保存自己,要么是坚持独立精神而走向厄运。要想既保持独立而又平安处世乃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真正独特的素质,就是想掩藏也掩藏不住,就像豺狼的獠牙无从掩藏一样。而当你真正的独特品质显露出来,社会是不会便宜你的。群众会因了文化原因视我们为敌人。同处一寓的知识者们,又会因了争恩夺宠争官夺禄争名夺利的缘故,而对我们保持严格的敌意。在具体的争夺中,他们当然要把对手看作敌人。然而在大生活背景中,所有的争夺者都将不约而同地把不参与争夺的人看作自己最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