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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为丑恶卑污的生活而害羞，而不安，而恐惧，而彻底不眠。

由于灵魂的恐惧和颤栗，由于耻辱，我们应该彻夜不眠。

近年，一些有血性的学人从自身的生存困境出发，讨论起人文精神失落问题。有人马上从学理上对此提出质疑。质疑者完全漠视了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对于文化现实和生存状态的反思，漠视了它所表现出的精神的痛苦和呼号，从而把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挣扎转化为一场概念与概念的拼板游戏。他们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生活的困境与痛苦吗？我有点不相信。也许他们不过是故意东拉西扯，以逃避对于耻辱的正视？

不敢正视耻辱乃是我们所有耻辱中最大的耻辱。

如果我们还想改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咀嚼耻辱，通过反反复复的咀嚼，品出耻辱的真味真源和真义，然后起而反抗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应该致力于描述耻辱，也就是以某种符号把我们内心的耻辱展示出来，这既是咀嚼耻辱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抗耻辱的一种方式。通过描述，赫然凸现出耻辱的存在，并无情地刺激起我们的耻辱意识。

或许，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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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与自虐

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学。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屟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

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

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

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