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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

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

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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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可以忧天吗？（1）

很古很古的时候，杞国有个人忧虑天会崩下来，地会陷到空处。这本是人类在产生了生命自觉意识之后，对于其外在环境及这环境与自身命运的关系的积极思索。但这位杞国人却因为胆敢怀疑盘古老人所开辟的天地而遗臭万年──千万年来，中国人所加于他的奚落、嘲弄和挖苦，比加于暴君和弄臣的还多。谁都愿意借嘲弄这个可怜的杞人来显示自己的聪明、理性和稳重，谁都愿意通过消灭杞人的奇思异想来建立自己对于这个并不了解的世界的猜想与信任。连李白这样高远的意识和伟大的生命，也无法从中感觉到一丝卓然不群的思想火花，竟也人云亦云地嘲讽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中国人是如何地缺乏宇宙意识，缺乏文化想象力，尤其是如何地缺乏思想自由，缺乏对于卓越见解的赏识与宽容，单在“杞人忧天”这一条成语中，即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古时是嘲讽“忧天忧地”，后来是扼杀“忧国忧民”──谭嗣同、秋瑾、刘和珍、遇罗克……一个个忧者全被杀害了，同时还极力压制“忧历史忧民族”。鲁迅先生就因为有“忧历史忧民族”的毛病而落得群起而攻之，以至于使他连心中的“忧”都不敢充分表达。1926年底，鲁迅指出自己“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同时哀叹“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怕要未必有了罢。”（《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预言是否如实？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是否有过“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机会？十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鲁迅还一再强调自己为了避免危险而不敢直言不讳，凡说话作文“只好一味含胡”（《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可见，直到鲁迅逝世，他并没有将他所想说的话尽情说出。

那么，鲁迅先生的未尽之言究竟是什么呢？这位中国最敢说话的斗士为什么不能毫无顾忌地说个言尽意至呢？

在那些已经说出的话里，鲁迅先生所表现出的尖锐和深刻远远超过了当时和此后的国人。他查遍中国的陈年旧账，总结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的独特历史规律，并指出“吃人”即是其内在本性。狂人、疯子、夏瑜、子君这些反抗者被吃掉了，闰土、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们也被吃掉了。尤其可悲的是，许许多多阿Ｑ和小Ｄ们，貌似鲜活，也不乏挣扎的愿望，但他们的革命理想不过是报点私仇、谋点私利，心中并无关于自由、尊严、平等的文化想象和价值期待。他们的失败固然悲惨，他们倘若胜利，不是同样悲惨吗？鲁迅对于国民灵魂的揭示和批判，可谓针针见血，但他的深刻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他的广阔精神世界里，还有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也难以理解的意识活动。1932年，他说以上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之后所呈现的面貌。如果将那刻意装点的欢容删去，而将那刻意删去的黑暗体验如实地展现出来，那将是怎样强烈、怎样浓重的黑暗呢？裹挟在这黑暗深处的，又是怎样可怕的结论呢？也许是说，中国人再也没法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了，而只能走向末路。也许是说，这个民族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灭亡是他唯一的出路。也许是说，人本身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我们只有等着唱最后的哀歌。要作这一类的推究，似乎很容易，然而要推究得准确，又确实很难。　。　想看书来

杞人可以忧天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