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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改变不打表的现状，而“红的”则真正作为“绿叶”。但“红的”12000多台，从数量上来看，它就是天生的主角。一场闹剧上演了，演员们没有对话，只有独白。

在这场戏剧里，记者天然地站在了市民的一方，揪住政府的方案，仔细地研究起来。本应作为陪衬的“红的”，却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什么事你较起真来，真的挡不住。上周，南都一篇《市民等五年　降了1毛钱》的报道几乎轰动了整个物价和交通系统，也为市民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出口。这篇短短的文章，我的确做得非常辛苦，运价是一堆数字，记者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堆数字里找到规律，并提炼出来。十余年不用的方程式都用上了，我和编辑一个计算，一个检查，耗费了近三个小时，终于看明白了方案的规律，那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市民来说，只有一毛钱的优惠。当然，事后物价局制订方案的“高手们”对我的这个说法非常“反感”，他们说，为什么只提优惠1毛的事情呢，还有市民享受了两块五的优惠呢。好吧，我理解他们，或许换了我们任何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说出这种话来。但老百姓也不是吃白饭长大的，比记者优秀的数学精英多得是，我相信记者看明白的事情，老百姓也看得明白。

真理从来就是*裸的，*裸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不过，这次政府官员也觉得很委屈，他们的重点在“绿的”，人们却揪住“红的”问题穷追猛打。媒体呢，也没有义务做和事佬，什么东西好看出彩就做什么。于是，出租车事件就演变成为市民、的哥、政府甚至企业四方都有怨言的一件事。如此看来，把好事办好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任笑一）

媒体人的咖喱餐

2008年年底，在香港和朋友谈论圣诞节如何吃大餐，说到各种美味的印象，朋友神秘地说，最期盼的是在2009年能收到政府新闻处的邀请去吃咖喱餐。原来，作为传媒人，能在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被邀请吃饭，还是特别有意思的，要是邀请报道香港的内地媒体，意义更是不同了。

之前听说过香港警察请人喝茶，廉政公署请人喝咖啡，但没有听说过政府新闻处请人吃咖喱餐。在香港与政府新闻处也曾打过交道，每次有求必应，然而却没有被请过咖喱餐。对于香港传媒来说，咖喱餐却是一种见证传奇。朋友说，上世纪80年代香港做记者的，就开始流行围堵采访最快最新的新闻，很多事情力求最快报道。当时的港督尤德爵士（1982—1986年在任）在一次出席活动记者争抢位置时，被数个话筒伸过来围住。可当时有记者不小心，话筒打了尤德的头。政府新闻处后来推出新动作：组成“行街队”。

凡是有政府高官外出活动时，新闻处就负责组织记者采访，既满足传媒要求，又不会让传媒吃饭的铁家伙碰到被采访者。有时候遇上场地限制的采访，政府新闻处会挑选一些报纸、电视、电台的代表组成联合采访队，采访后的结果，交给未去的传媒共享，没有参与的媒体下次有机会轮换。而当时的新闻处长曹广荣（1983—1985年在任），则更进一步与传媒搞关系，在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请各家传媒高层聚餐。政府买单请吃饭的事情，在香港还是有规矩的，不好去酒店“奢侈”。但传媒高层人数众多，后来看中了香港辅警的饭堂，而辅警的伙食最出名的就是咖喱餐。此后的二十多年至今，历任新闻处长都要请传媒高层吃“咖喱餐”。

不过，话也说回来，传媒高层吃了二十几年的“咖喱餐”，已经成季节性节目。今年年初，新一任的政府新闻处处长冯程淑仪的“咖喱餐”再有突破，除了传媒高层外，首次增加席位请新闻一线的记者吃“咖喱”。不过，新处长还卖关子，说2009年是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到时有特别活动。这个包袱埋得巧，让朋友惦记着快一年时间，不过也快了，就两个月时间。

中国人爱喝茶，老外习惯喝咖啡，但是咖喱因为味道独特，无论中外人士都非常喜欢。听完了新闻处的故事，当天我和朋友一起去吃了次咖喱餐。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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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倪顺义的良心账

18天前，他曾给我们打来报料电话，自称欲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却一直没有通过，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8天前，他背着菜刀和锤子到社保局，关门，抡锤，一个进医院，一个进拘留所，愤怒与希望，一同被砸碎。

现在，2009年11月，我们的同事在接近零摄氏度的兰州街道上，奔走于各个局之间。犯罪事实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