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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照常……”

香港英皇路中国旅行社新宁招待所是一栋灰白色四层小楼，坐落在中心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治……”这天晚上，就着台灯，卢作孚在屋内读一份新到的英文《南华早报》，下面的单词他没把握，翻了字典：“协商”，他接着读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将于……”

套间的另一间小屋，孙女爬在小桌上用英文字母卡片做着拼单词的游戏，她拼出来的是“船”字。

明贤的妻子端一杯水过来，对孩子说：“听听，爷爷英语学得比你快！”

孙女心安理得地说：“他是爷爷！”

明贤的妻子把水递给孩子，说：“给爷爷端去。”

孙女端水到卢作孚面前，顺便把他手中的报纸拂开，顺势爬上爷爷膝上，将英文卡片递一半给爷爷，要爷爷陪她玩游戏。这一老一小两个玩家，都非行家，却都玩得投入。爷孙拼出一个个简单的词，“我你他”之类。接下来，拼出“家”单词。卢作孚忽然有些分心，抓起刚才被孙女扔在一旁的报纸，读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将于6月15日在北京召开。”卢作孚问孙女：“今天几号？”

孙女埋头游戏，“该你出牌。”

明贤在套间那边应道：“5月31号。”

卢作孚抬起头来，望着套间那边的明贤夫妻说：“你们，明天搬家。”

按照张铁生与何仁精心商定的时间表，父亲将于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前5天——6月10号离港。在预定离港前10天，即6月1日，大儿子和爱人与孩子的小家先行搬入分公司在九龙柯士甸路柯士甸公寓租赁的一套房间。

1950年6月1日，明贤与爱人孩子搬家。

远处街口，两个英国巡警走过。路对面，咸鱼，那个身材修长的青年在一个书报摊前卖报。成叠的报纸，有英文版《南华早报》，中文版《大公报》，《大公报》上，通栏标题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将于6月15日在北京召开”。

一旁，有一台公用电话。招牌写着：传呼公用电话，能找人来讲话。

正有一个路人打完电话丢下零钱离去。咸鱼目送明贤他们搬家的车离去，目光却瞄着住所小楼上卢作孚的窗户。卢作孚正在和小孙女互相招手，一老一小，开心地叫唤着。咸鱼拿起公用电话道：“今晨，卢作孚的儿子全家迁入九龙柯士甸路711号柯士甸公寓。该公寓系民生香港公司出面租赁。咸鱼报告完毕。”

九龙柯士甸路柯士甸公寓是一栋棕红色的五层楼房，右邻绿树成荫，枝叶间露出一片葱翠的草坪，整个环境显得十分幽静。两天后，孙女正独自在屋内玩英语卡片游戏，一抬眼，望见窗外什么，欢叫一声：“爷爷。”她跑去开了门。明贤与妻子接卢作孚来到新家。

就这样，表面一切平常，搬进新家，又过了两天，儿子才去新宁招待所接父亲过来住下。

这天，咸鱼也打出电话：“6月3日，卢作孚的儿子接卢作孚入住，据查，卢作孚身体抱恙。儿子已在民生公司请公假在家侍候……一切正常。”

1950年6月8日咸鱼的电话报告是：“卢作孚一家住三楼。311房间。一日三餐饭都由卢作孚通信员送上楼。通信员姓关，据查，是卢作孚20年前经营北碚时收养孤儿。因此，我对关某无任何分化利用之可能。干饭，咸鱼报告完毕。”

后来，卢作孚的大儿子的回忆是：“除父亲的老友何北衡、老民生人郅原等两三位高级职员外，其他职工和父亲的朋友们只知道父亲生病住在我家疗养。这期间我也请公假在家。”

这天，香港有雨。棕红色的五层楼房在雨中显得滋润。咸鱼由公寓对面的一栋小楼的窗格内，通过望远镜看见——

一辆高档小车驶到公寓前。穿中山装的侍从下车，支起雨伞，迎后座另一穿中山装的官员模样的人下车。进入公寓，侍从留在门外。听得进去后这官员笑呵呵一声：“作孚兄，重庆一别，十一年了，您还这么精神！”

公寓对面的这栋小楼是一处旧楼，咸鱼所在的这间屋内，空荡荡无任何摆设，却装了一台电话。咸鱼拿起电话道：“老大，今日，不明身份一人来访。入时兴致很高，出来时怏怏不乐。疑似台湾国府官员。车号是K…1879。”

骆老大在电话那头训斥道：“咸鱼，你连新任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也认不出来？任某眼下可算作是台湾省主席陈诚的人。抗战初期却是卢任交部次长时旧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