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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见见阳光。我们冷漠地看着他的肩膀，一点按摩的欲望都没有。

我在北大太阳肯定是没有晒够，我总是希望能够去更多的大学寻找阳光的踪影，顺便发现一下智慧。记得第一次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照片时，我一下子就被那些台阶惊呆了。照片中，正好是阳光明媚，那些青年男女在台阶上散坐着，看起来放松之极。于是，我决定将来申请哥大时第一句这样写：我渴望去贵校的图书馆前的台阶上晒太阳，因为北大图书馆的台阶太少了……

灵魂导游者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里乱串。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

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与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或者是教室里女生的漂亮程度，只要有一方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看一眼老师，或者干脆谁也不看地走到最后一排，直挺挺地坐下，开始听课。这种举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中断了老师的授课，有几天，我甚至迷恋上被众人注视的感觉。

当然，除了观察女生外，我在课堂上得到了当时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收获。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在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艾伦·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为他的所见所闻做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显罗嗦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著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一个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叉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串，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显然，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艾伦·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像一位窥探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他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