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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工作的艰辛后，最终还是决定去导师大学同学开的公司。过去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自己参加的招聘会大大小小不下二十次，为扩大根据地我就在中国地图上，以居住地为中心，2oo公里为半径画了一个圆，只要属于圈里的哪管“北上广”啊，跟城沾个边就行，哪怕是个县城。投过的简历摞起来恐怕比我自己都还高，这其中还不包括电子版的，浪费的那些纸不知道得砍多少棵树才能制造出来，令人悲哀的是，它们还没来得及挥自身的价值就直接被丢进了垃圾篓。

听过这样一则传说，一公司参加招聘会时贴出一个职位居然有上千人竞争，他们的人事主管呢，为了避免这种“幸福的烦恼”随手就丢掉了其中九百份简历，有人问其选择的理由，竟回答“我不喜欢运气不好的人。”

照此原则推断，我的失败应归结于运气不好了，并且是级不好，一家公司中的九百分之一，一百家公司应该是九万分之一，那一千家呢，依这概率计算真后悔当初没买张彩票，不求中个天文数字嘛，起码中个百八十万的，只要这辈子能解决温饱就成，也不至于受这份洋罪。

火车一路北上，窗外的春天也在逐渐地消逝，想当初自己多轻狂地幻想扛着背包闯天下，残酷的现实把曾有的美好梦想击得粉碎，如今仍是那只行囊却满装茫然与失落。

我觉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现实面前低头，当然我就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狠狠地被现实击溃，前几天看网上的新闻报道说，中国精神病的人口过一亿，吓人不，也就是说，中国每14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精神问题。

我们常常嘲笑日本是自杀大国，但是我们由于受到千百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古语的影响，所以都变成了精神病人。在这个十四分之一的疯狂世界里，我也有好多朋友。

我的大学同学Betty，是我的大学同学里面少数运气好到不行的，当然也是能力群的女生。她大学毕业之后，直奔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并且加入了世界5oo强的船运公司，在公司短短的几年，就升到小主管的职位，看看我正在为找工作而烦恼的时候，人家都拿年薪了，唉，不得不感慨，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咋都那么大的差距呢？

不过最近，有同学和我说，Betty从之前的公司辞职了，我很惊讶，问为什么啊，这不正是事业的上升期么，怎么这么快见好就收了呢？同学悄悄告诉我说，Betty，抑郁了！因为外企的压力太大，年纪轻轻顶不住压力，本来一直硬撑着来着，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有一次晚上的时候，被救护车送走了。之后住院了好一阵子，出院之后，Betty觉得无论如何生命才是最重要了，自己的拼上性命搏事业到底值不值得？后来，Betty回老家，在那个当年她不屑回去的小城市当了公务员。最近过得挺好的。

听了Betty的故事，我在想，也许经历的这些挫折对我来说，是幸运的，正如有人用这样的话评价张学良将军，所谓，少年登科大不幸！

火车凌晨6点到达张学良将军的故乡——沈阳，面前的这座老工业城市仍然一副冬季的萧索模样，天是灰色的，地是灰色的，就连那一座座本应辉煌的建筑也因没有阳光的照耀而黯然失色，感觉还挺配合自己心情的，突然间特别怀念南方明媚的阳光，和那五彩斑斓的世界，可到如今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出站后就是公交车站，多亏管人事的邹经理在电话里面说得比较清楚，再加上自己强的方位感，没多久便来到公司所在的上地国际大厦。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风尘仆仆的还大包小包的拎着我全部的家当，其中一个军绿色的旅行袋还是八十年代初老爸外出打工时在镇上的供销社买的，上面印着“奔向2ooo”，老爸讲起买这包时，感觉2ooo年离他是非常非常之遥远，哪知一晃都2o1o年了。

第一次走进星级酒店的电梯，到达顶楼后就直奔前台，跟那位漂亮的妹妹说来面试，可能人家见多了我们这种刚毕业找工作的学生，对我这幅逃难者形象也没太多异样的目光，把我暂时安排到接待室等候。

没多久一个长得比较秀气的女孩进来，她先自我介绍说：“你好，赵君！我是沈阳人事部经理邹天怡，路上还顺利吧！”

“您好！邹经理！挺顺利的，谢谢您！”

“本来昨天就安排了一批学生面试，不过放心好了，刚好今天mr。scherbatsky来沈阳出差，一会儿帮你再安排一下。”

“你导师和容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