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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认为莱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证明散文和浓丽的俄罗斯诗歌之间的血缘关系。

普利希文有一次（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他自己是“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

“我永远不知道，哪里是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列夫·托尔斯泰说。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日记里用那对他说来是稀有的热情问道：

“为什么诗和散文，幸福和不幸那样紧密地连在一起呢？应该怎样生活呢？忽然努力把诗和散文结合在一起呢，还是先尽情享受诗歌，然后再委身于散文呢？幻想中有高于现实的地方，现实中也有高于幻想的地方，完全的幸福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在这些虽然是匆匆忙忙说出来的话里，道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只有诗歌和散文的有机的融合，或者更正确地说，充满诗的本质、诗的生动的精华、清澄的气息、诗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的散文，才能是文学中最崇高、最动人的现象，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这个场合下，我不怕用“俘虏”这个词。因为诗歌会俘虏人，征服人，不知不觉地，但却不可抗御地使人提高，使人逐渐接近于这样的状况：人真正成为大地的增光者，或者如我们的祖先的天真的，但是真挚的说法，成为“万物之灵”。

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说：“诗歌是人类停止追求、开始应用获得的成果时的先兆”，这是有点道理的。

第二十章　在卡车的车厢里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乘军用卡车从德涅斯特河上的雷布尼察到蒂拉斯波耳去。我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司机并肩坐在司机台上。

车轮下面扬起了一团团太阳晒热了的褐色的尘土。周遭的一切——小房、葵花、洋槐和枯干的草——都覆满了这种粗糙的尘土。

在暗淡的天空上，日影朦胧。铝制军用水壶里的水很热，有一股胶皮的气味。德涅斯特河对岸炮声隆隆。

在车厢里坐着几个年轻的陆军中尉。有时，他们用拳头敲打司机台的顶盖，喊着：“空袭！”司机便停下卡车，我们都跳下去，跑到离大路远一点的地方趴下来。德国的黑色“麦歇尔”立刻往大路上俯冲下来，发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声音。

有时他们发现我们，便用机关枪扫射。不过，侥幸得很，谁也没受伤。子弹把尘土打得直飞。“麦歇尔”不见了，只剩下由于晒热了的土地而使人感到周身发热，脑袋里嗡嗡发响和口渴。

在一次这样的空袭之后，司机忽然问我说：“您躺在子弹下面的时候，想些什么。回想过去吗？”

“是的，”我回答说。

“我也回忆过去，”司机停一下说。“我常常想起我们科斯特罗姆的森林。若是能够活着，回到家乡去，我要求作一个管林员。带着老婆——她很安详，满漂亮——女儿，住在看守所里。您相信吗，我一想到这儿，心就跳。可是一个司机不许心跳。”

“我也是，”我回答说，“常常想起我们那儿的森林。”

“你们那儿的森林好吗？”司机问道。

“满好的。”

司机把航空帽用力拉到额角上，开了油门。我们的谈话就止于此。

大概我从来没有象在战争的时候这样强烈地想起这些可爱的地方。我忽然发现，我不耐烦地等着夜的到来，这个时候，在一个干燥的草原上的山谷里，躺在卡车里，盖上军大衣，可以使思想回到这些地方来，缓缓地、静静地走去吸着松树的气息。我常常对自己说：“今天我到黑湖去，明天，如果还活着的话，我便到普拉河岸或者到特列布其诺去。”于是我的心脏因为预感到这些想象中的旅行而停止跳动了。

有一次，我躺在军大衣下，想象往黑湖去的路上最详细的细节。我觉得，在生活中，不可能有比再看见这些地方，从这里无忧无虑地走过，听着心脏怎样在胸里轻快地跳动再大的幸福了。

在车厢里的这些幻想中，我总是在清晨从木房里出来，顺着沙子铺的街心走过村舍。在窗台上罐头盒子里开着火红的凤仙花。当地的人把凤仙花叫作“水漉的凡尼亚”。大概是因为凤仙花粗茎里的绿汁迎着阳光透亮，绿汁里面有时还有气泡。

井台上，跣足的好说话的女孩子们，穿着褪了色的花布衫子，整天把水桶弄得叮叮当当。应该在井台旁拐进小巷子里去，或者用当地土话说，拐进“胡同”里去。在这条小巷尽头的小房子里，有一只全区驰名的最漂亮的公鸡。它常常用一条腿站在太阳最毒的地方，羽毛象一堆烧旺的炭似地发着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