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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手按计划写书，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而书简直在我手下分散开来。我怎么也不能使材料连起来，融成一体，让它自然发展。

材料松散。一些生动的段落互不连贯，上下不接气。它们一个一个孤单单地楞在那里，和那唯一能够给这些档案材料注入生命的东西，也就是和生动的细节、时代的气息、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命运毫无联系。

我描写水力机械、生产工作、匠人，我一面写着一面深深感到悲哀，因为我明白了，当我对这一切还没有自己的态度，当即使是最微弱的抒情的气息还没给予这些材料以生气的时候，是什么也写不成的。总之，什么书也写不出来。

（顺便说说，当时我了解写机器必须和写人一样，要懂得它们，爱它们，为它们欢乐和痛苦。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总是为机器感受肉体的苦楚。就比方“胜利牌”汽车吧，当它用尽最后的力气上一个陡坡的时候，我所感到的疲乏恐怕不下于汽车本身。这个例子或者不太恰当，不过我深信，假如你想描写机器，那你便要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它们。我发现优秀的工匠和工人就是这样对待机器的。）

没有比面对写作材料一筹莫展再难过的了。

我这时感到我是一个在干外行事的人，就好象我不得不去跳巴蕾舞或者编校康德哲学似的。

而高尔基的这两句话：“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回书来”，有时候刺着我。

而且还有叫我灰心的是，我神圣崇拜的写作技巧的一个基本条件落空了。我认为只有能轻易地、不失掉个性地支配任何素材的人，才可以做一个作家。

我决定投降，什么也不写，离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就这样来结束了这个局面。

除了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而外，没有人可以听听我的伤心事。我本来准备跟她谈谈我的失败了，原来她凭一种想必是老教师的经验已经觉察到了。

“您好象我们中学里那些儍丫头在考试前一样，”她跟我说。“光是一个劲往脑袋里塞，弄得昏头昏脑，也不懂什么重要，什么毫无用场，您不过是疲劳过度了。这写作的事我虽然不懂，不过我觉得凭蛮劲是不顶事的。光把神经弄的非常紧张。这可不仅没有好处，而且简直危险。您别这么一股火就走了。休息休息。到湖上转转，到城里去逛逛。我们的城市很可爱，很朴素。也许会有点好处。”

不过我还是决定走了。行前，我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了一趟。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没看见过这座城市。

我沿着湖畔向城北走去，来到了城郊。破房子已经到头了。前面是一片菜园子．在菜园子中间零零落落地点缀着一些十字架和墓碑。

有一个老人在胡萝卜畦上除草。我问他这是什么十字架。

“这儿以前是墓地，”老人回答说。“这里埋的好象是外国人。现在这块地作菜园子了，墓碑都给拔走了。剩下的也放不多久。顶多到来年春天。”

墓碑的确不多——一共不过五六块。其中的一块有生铁铸的华丽而沉重的栅栏围着。

我走近去。在毁坏了的花岗石柱上隐约可以辨出法文写的碑文。高大的牛蒡差不多把这些碑文全挡住了。

我折断了牛蒡，看见了：“查理·尤金·伦瑟维，拿破仑皇帝大军之炮兵技师。一七七八年生于彼尔比南，一入一六年远离故国殁于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愿主赐他苦难的心灵平安。”

我明白了在我面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的坟墓，这个人的命运很悲惨，并且明白了使我脱离窘境的正是他。

我回到家里，告诉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说我要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留下来，然后立刻就到档案所去了。

那儿有一个干瘪的小老头，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一张皮，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过去是数学教员。档案所还没完全清理好，但老头子管理得极有条理。

我把我的来意告诉了他。老头子焦急得很厉害。他惯于开具枯燥无味的证明，主要是寺院户籍簿的抄录，而且就连这也是十年九不遇。而这一次要进行——次困难的有趣的档案搜索——寻找一切和这位不知道为什么在一百多年以前死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身世莫测的拿破仑军官有关的材料。

我们俩——老头子和我——都很担心。能不能在档案所里找到伦瑟维的一点什么踪迹，按照这些踪迹多多少少可以追溯他的生平？或者，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老头子忽然提出他不回家过夜，要通夜在档案所里翻文件。我想和他一齐留下，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