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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自己，他完全可以用法国作家儒勒·芮纳尔的话来说：“我的故乡在那漂荡着最绮丽的云彩的地方。”

假如格林身后只给我们留下绋红的帆这首散文诗，那也足够使他置身于那些以要求完美的呼唤来激荡人类心灵的卓越的作家之列了。

格林的作品几乎全是为幻想辩护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格林。大家知道，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未来是由不可战胜的人类特质——善于幻想、善于爱——产生的。

（八）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可以预先警告给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记的人，他们会饱尝辛酸，或如常言所说，“晓得晓得邪恶多少钱一斤”，因为巴格里茨基的传记不容易写得正确，

巴格里茨基关于他自己说了那末多绝妙的谎话，结果这些谎话与他的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牢固地混合在一起，叫人有时根本分不清哪是真实，哪是虚假。不可能恢复真实，“仅仅是真实，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而且我不敢说，到底值不值得作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杜撰的东西，是他传记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自己也衷心地相信这些杜撰的东西。

没有这些杜撰的东西，便不可想象这位生着一双灰色的含笑的眼睛、气喘吁吁但声音十分优美的诗人。

在爱琴海沿岸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快乐而勤勉的“近东人”。这个民族把各种民族——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结合在一起。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近东人”，这便是“黑海人”，也是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但都同样地愉快活泼，好调笑，大胆无畏，无限热爱他们的黑海、干旱的太阳、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杏子和西瓜、海岸的五光十色的沸腾的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便是这种民族里的人。

他有时象一个赫尔松檞木船上的懒洋洋的水手，有时象一个敖德萨打鸟的“小伙子”，有时象一个科托夫斯基部队里放荡的战士，有时又象梯尔·乌兰士比格。

在这些似乎不能并存的特征上，再加上忘我的对诗歌的爱和渊博的诗歌的知识，便形成了这个人的完整的、非常可爱的性格。

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西瓜诗，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形象化方面是惊人的，好象溅上了暴风雨时黑海里的浪花。

我们用细网在海里捉鲶鱼和鳞鱼。许多奥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张着缀满补丁的帆，载满有条条的西瓜从我们旁边经过。清风吹起，檞木船开始颠簸，海水没到船舷，在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咸味的嘴唇，气吁吁地，拖长声调念起西瓜诗来。

一个姑娘在岸边拾到一只被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画着一颗心，——看来是由遭难的小帆船上漂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告诉她，

拿在她纤手上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随便那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关于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

我们从港口到希腊市场去。那里有一爿茶馆，一客茶还带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从清早起我们就没吃东西。

当时在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样。他不卑躬屈节，不伸出颤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着“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胡须斑白，眼睛通红，目光僵直，专走茶馆。还没跨进门槛，便开始用嘶哑的、如雷的嗓音对茶客们大骂起来。

圣经上以绝代的诅咒能手著称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在这位乞丐面前，恐怕也要象敖德萨人所说的，“消声匿迹”了。

“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是人不是？！”这老人喝道，然后自己便立刻回答自己这个修辞问句：“你们坐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