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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做一个母亲和想拥有一份职业的想法之间取得平衡，她为此苦恼极了。米切尔医生是一位很有名的神经学者，主张“那些神经紧张的女性需要明白的是，家务劳动是治疗的方法，而不是引发疾病的原因。”他对吉尔曼说，要想减轻这种紧张她应该让自己沉浸在家庭生活里面，并且说她需要完全的卧床休息，要多吃一点，多睡一点，每天按摩，尽量减少“外界刺激”。这个处方和一头牛在变成每镑100美元的牛肉之前需要的建议没什么两样。在米切尔的疗养院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吉尔曼回了家，她一同带回去的还有医生“尽量待在家里”的建议。吉尔曼尽力遵从这一建议，直到接近疯狂的边缘。1892年，她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并不是只有作家才会担心家庭生活会抑制自身有所创造的雄心。在1880年到1913年之间，当女性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时候，结婚率下降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出生率也一路下滑。即便是有为数不少的女性把婚姻看作一种必然的归宿，但对于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还是担心婚姻带来的义务会让她们无法继续从事严肃认真的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女性所取得的进步正在遭受被“让女人回家”的风潮的冲击。恐吓的战略被自由运用。在出版于1910年的一份加拿大联邦政府报告上有这样的结论：“母亲工作，孩子死掉。” 受过教育的女性被人劝告说，不妨再去想一想家庭生活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莉莉·弗里兹（Lilly　Frazer）的《对没有仆人者的重要帮助》（First　Aid　to　the　Servantless）一书出版于1913年，就是进行这种宣传的典型文本。“我们将很少听到有关崩溃、神经衰弱或者是休息不好的事情……”她在书中许诺，“简单的快乐将再次被感受到，人必须去做出努力也是注定的一件事。一个女人所受的教育越高，她就越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家庭主妇。” 1921年，是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的第二年，不让女性在联邦政府中担任职位的做法开始初次露出了端倪。为了让女性雄心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满足，家居手册通过把擦地板和打扫卫生称作“科学”来强调家庭主妇的“职业”身份。“收拾屋子”被当成一件富有创造性、能带来满足感的活动，这样家庭主妇们在做完家务时就能感到很开心了，因为她看到自己把家庭照顾得是那么好。“收拾屋子比家务管理更进一步”，莉莉莲·吉尔博斯（Lillian　Gilbreth）在《家庭主妇和她的工作》（The　Homemaker　and　Her　Job）一书中这样说。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里面充斥着对心理学和进化论的相信。“更进一步的是行动，是个体的变化，是创造性的工作，”她这样写到，“家务管理是科学……一些事情必须要做，为的是有时间休息。”（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就像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的家务权威一样，吉尔博斯没有被她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限制住。她是一个工业设计专家，在丈夫死后独自抚养着孩子，并且继承了丈夫的生意。） 当然，家庭主妇待在家里这一事实也可以被用来当作经济上的一个目标。作为采购全家消费物品和服务的那个人，家庭主妇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代理商。相应的，广告商和生产商都把妻子们当作家庭的“主要购买力量”，这就发展出一个假设，那就是女人们是“为购物而生”。到30年代早期，北美地区劳动力的女性中有44％是白领，法律却明文规定妻子们应该回到家里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绝大多数学校体制规定女性教师在结婚后得辞去教职，　1937年美国的联邦法律废止了这一规定，但是一直到50年代，有好多州限制女性在政府中工作。

第三部分家务魔法（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男人们应征入伍腾出了一些位子，家庭主妇们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家庭尝试工作的机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她们不再被需要了，这些女人又被号召回到家庭中去。1943年，《纽约时报》宣布一旦战争结束，“真正的女人”将会很愿意回到家庭。然而，“真正的女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美国政府在1944年、1945年针对从事与战争有关工作的女性展开的一项调查表明，有3/4的人期望在战争结束以后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在战争前自称为家庭主妇的女性中有一半表示她们想保留工作。然而美国政府有其他的计划，正如1944年在广播中出现的一则广告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