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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家庭主妇”。根据这份调查，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3000名已婚或未婚女性中，有68％的人说“如果经济上允许，她们愿意放弃工作”。《COSMOPOLITAN时尚》杂志上还提到了另外一次在800名年轻女性中展开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有2/3的人愿意待在家里，而不是在职业领域里努力向上奋斗。 对家庭主妇崇拜的调查很快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潮流，这一文化潮流根据统计学上的数据认为女人在40岁以后依然有很多机会嫁人，这种几率和被恐怖分子杀死的几率相当。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林·唐德（Maureen　Down）在这次调查结果公布后不久写到的那样：“五年前，你会经常听说那些精力充沛的女人幻想着她们能够拥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可以购物、烹饪、合伙使用汽车，这样她们就能够全心投入工作。现在这种幻想更进了一步：她们自己就想去做妻子。 家务劳动为什么会对女人有如此大的引诱力，被归结到各种各样的原因上去，并且围绕这些原因产生了许多争辩与陈述。20世纪后期的女性主义者们提倡女性应该在洗衣煮饭之外确认自己的身份，而保守主义者对此却不屑一顾，这种争论反映出女性主义者们那种无法履行的允诺受到的冲击。女性们在升职和进入最高阶层时并不像她们曾经期望的那么快，这一现象说明了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挫折。女人们满脑子都是在女性主义觉醒的时候出现的那种不现实的超级女人的形象，她们明明知道这一形象是个神话，却觉得还是需要去仿效。 家庭魔法出现了，就像婚礼产业一样，这也是妻性鸿沟带来的必然结果。当妻子们在90年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离开家庭的时候，她们并没有曲折前进的道路，没有新的可供选择的图景。最后，甚至是最平等的夫妇在有了孩子之后也发现自己走在了传统的老路上。进入90年代，一代人成长了起来，曾经被热切期待的女性进步并没有出现，这种冲击被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但是与努力去应付那些家庭主妇离开家庭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相比，回顾历史，把曾经备受非议的家务劳动当作悦人心意的、带来许多满足感的职业要容易许多。把家庭主妇的式样翻新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许多工资微薄的已婚女性来说，工作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光辉途径，而更多的是给餐桌带去食物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女性说她们不愿意放弃她们的工作，即使是她们可以做出这种选择。（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情况下，有67％的女性选择继续工作，这和她们是否需要这份薪水无关。）但是这样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当幸福的家庭主妇被当作一种女性理想来倡导的时候，如何才能不令人迷惑呢？ 在90年代，对家务劳动进行浪漫书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更恰当一点说，这应该被看作是对流行于20世纪的主题曲——比方说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的蓝调歌曲中的男低音——的最新版本的即兴重复。现代的职业女性不过是一大串受到挫折的职业女性中最新的一个例子。然而不知何故，我们认为她们的“平衡”问题只是她们自己的问题，很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艾丽森·皮尔森（Allison　Pearson）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凯特·雷迪的生活》（I　Don’t　Know　How　She　Dose　It：The　Life　of　Kate　Reddy，　Working　Mother）一书所引起的巨大欢呼。2002年，这本小说在出版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以机智诙谐的笔法描写了一位头脑不大清楚，一辈子都糊里糊涂，被罪恶感所缠绕着的35岁的经理——同时她也有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皮尔森对凯特·雷迪的一生的描写也是对那些有工作的母亲的勾画，她们抽时间读了这本小说，非常吃惊地发现作者竟然有能力看到她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着的种种困境。

第三部分家务魔法（5）

就其表面来说，凯特·雷迪看上去什么都有——一个亲切、关怀的丈夫，听话懂事的孩子，精力充沛，有一份高薪的工作，有阿玛尼（Armani）的时装。然而她必须要做出许多艰苦的努力去保持这些，在这个过程中她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个人满足，而所有的职业妇女都曾经被告之她们将会被赋予这种个人满足。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妇女相似，这一角色也是习惯于认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只能是二选一。就像她说的那样，“在我老到能够理解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之前，我已经明白女人的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严格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