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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海政策实行之后。《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棉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假倭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在东南沿海，就有很多下海走私的小商小贩直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自己身份。这样就可以避免连坐亲友。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其实官府所镇压的倭寇，大多数是江南商人、城市手工业者和渔民。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事件。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过来说，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岛屿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社会动荡，严重冲击大明朝的伦理纲常。嘉靖八年，在昏臣夏言主持下，推出祸国殃民的禁海政策，最严厉的时刻连下海捕鱼都不允许。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更多的中国倭寇。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泼洗澡脏水连孩子也一起泼了——禁海的弊端明摆着，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老鼠洞”的比喻，说：“禁海越严，则获利越厚，而趋之者愈众。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罢日本朝贡，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知，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汪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盗——这真是令人绝望的一幅场景。

对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时人形象地讽刺道：“片板不许入海，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番人，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全民皆寇，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象一颗消耗人体元气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江南抗倭民团对倭寇进行抢劫，很难说他们在法理上站得住脚。也许在政治上完全正确，但他这样做不免良善不分，甚至滥杀无辜。只要你胆子足够大，也并非一定抢劫倭寇不可。一些胆大妄为的官兵和“江湖好汉”甚至对当地人民及富户冠以倭寇之名进行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