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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位促进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可算广聚贤才，另一方面官僚队伍的急剧扩充，也不免有选官过滥的弊端。昔日太宗皇帝为纠正隋末弊政，大规模精简官吏，淘汰庸员，定制官品文武共643员，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严格的选官制度现被打破，及至高宗晚年，朝廷穿绯服的四品官几乎满朝都是，可见其泛滥。不过此举对于武后个人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成百上千的人因这一政策而受惠，得以享受高官厚禄，自然对武后感恩戴德。在收买人心方面，武后赢了漂亮的一仗。

只是这些力量还没有转化为助力之前，许敬宗已经因年老而退休了，武后顿时面临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咸亨元年，天下大旱，关中饥馑，朝廷不得不下诏任由百姓往各州逐食，并宣布政府班子东幸洛阳，解决吃饭问题。陪随同行的武后之母杨氏已有92岁高龄，病逝于途中。久旱失雨，黎民受困，原本不满武后参政的各政治势力乘机发难，直指在上者失德，致遭天谴。武后权衡利弊，遂上书高宗，引咎在己，主动要求高宗废除自己的后位。这是心灰意懒，还是以退为进？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和内心的隐隐作痛中，武后把抉择的权力交给了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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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编年史》第十条：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

＇2＇　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05。

＇3＇《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古中国向来有天象以应人事的说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一旦有地震、蝗灾等天灾，负责辅佐天子、总领百官的宰相常会引咎辞职，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便曾经以久旱提出避位以禳灾。不过这种辞职一般都会被驳回，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阴阳乖爽，事属在予”等等，以示负责。武后此番主动要求避位，一则说明她的权势确有增长，没有人会要求一位无权无势的后妃为国事负责。二则也反映出她当时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武后升位太后大权在手之后，不要说是私下议论，就算不识趣的儒生上书直谏要求太后还政皇帝，那也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会有迫于压力归政之说。说来武后雄飞既久，岂甘雌伏？此举确有不得已之处。她虽有“二圣”的尊号，但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领导班子。昔日六位翊赞功臣，许敬宗老病退休，李义府、崔义玄等亡故，依靠构陷裴行俭、逼杀长孙无忌上台的袁公瑜给一贬再贬，现在冤家对头裴行俭手下当差，真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平心而论，和历代弄权的后妃比起来，武后参政之初行动内敛小心得多，单是做了二十年多年的皇后，还没有一名外戚掌握朝中实权便少有人能及。这固然让她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能够走得更为长远，但始终势单力孤，一切权力均来自于皇帝。高宗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需要借助武后来处理朝政，但对武后权势的增长仍存戒心，既要用她，又要防她，关系微妙，态度暧昧。如今太子羽翼已成，事事自有主张，不再需要这个母亲来指手画脚，如果高宗再不明确表态，她作为皇后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参与朝政？又有什么资本继续停留在竞技场上？

此外，母亲杨氏的死也给了她不小的打击。武后一生受杨氏影响甚大，爱好文史不喜针线的习惯，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性格，都来自于杨氏的遗传。在武后夺嫡争宠的关键时刻，杨氏忙内忙外，收集信息，监视政敌，笼络支持者，为女儿很是操劳了一番。裴行俭和长孙无忌等的密谈就是通过杨氏转告给武后，导致裴行俭被贬的。如果说武后的奋斗历程上曾经有得到过家人的助力而不是阻力，那就是来自于杨氏了。所以武后虽然淡漠亲情，但跟杨氏的关系一直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本不该受俗务影响的母女之情也渐渐变了质。魏国夫人之死虽然瞒过了高宗，却瞒不过和她一母同胞的哥哥贺兰敏之，深知武后性格的杨氏也不可能没有怀疑，只是无可奈何罢了。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保护好外孙贺兰敏之而已。然而贺兰敏之轻佻叛逆，屡屡挑衅武后，如果依照武后的性子，敏之早该死了几十次，只是碍于杨氏的面子，不得不隐忍。天长日久，积怨在心，母女亲情也就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