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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么回事。”护士说着，从枕头上拾起那只绿瓶的瓶塞，那是她弯腰抱孩子的时候掉下来的。“可怜的孩子。”

“护士，孩子要是哭的话，你尽管叫人来找我，”医生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说道，“小家伙很可能会折腾一气，要是那样，就给他喝点麦片粥。”他戴上帽子，还没走到门口，又在床边停了下来，添上了一句，“这姑娘还挺漂亮，哪儿来的？”

“她是昨天晚上送来的，”老婆子回答，“有教区贫民救济处长官的吩咐。有人看见她倒在街上。她走了很远的路，鞋都穿成刷子了。要说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可没人知道。”

医生弯下腰，拿起死者的左手。“又是那种事，”他摇摇头说，“明白了，没带结婚戒指。啊。晚安。”

懂医道的绅士外出吃晚饭去了，护士本人就着那只绿色玻璃瓶又受用了一番，在炉前一个矮椅子上坐下来，着手替婴儿穿衣服。

小奥立弗真可以称为人靠衣装的一个杰出典范。他打从一出世唯一掩身蔽体的东西就是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你说他是贵家公子也行，是乞丐的贫儿亦可。就是最自负的外人也很难确定他的社会地位。不过这当儿，他给裹进一件白布旧罩衫里边，由于多次使用，罩衫已经开始泛黄，打上印章，贴上标签，一转眼已经正式到位——成为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儿——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苦力——来到世上就要尝拳头，挨巴掌一一个个藐视，无人怜悯。

奥立弗尽情地哭起来。他要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成了孤儿，命运如何全得看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处官员会不会发慈悲，可能还会哭得更响亮一些。

第二章

介绍奥立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以及衣食住行情况。

接下来的八个月，或者说十个月，奥立弗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背信弃义与欺诈行为的牺牲品，他是用奶瓶喂大的。济贫院当局按规定将这名孤儿嗷嗷待哺、一无所有的情况上报教区当局。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咨询济贫院方面，眼下“院内”是否连一个能够为奥立弗提供亟需的照料和营养的女人也腾不出。济贫院当局谦恭地回答说，腾不出来。鉴于这一点，教区当局很慷慨地决定，将奥立弗送去“寄养”，换成别的说法，就是给打发到三英里以外的一处分院去，那边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整天在地板上打滚，毫无吃得太饱，穿得过暖的麻烦，有一个老太婆给他们以亲如父母的管教，老太婆把这帮小犯人接受下来，是看在每颗小脑袋一星期补贴六个半便士的分上。一星期七个半便士，可以为一个孩子办出一流的伙食，七个半便士可以买不少东西了，完全足以把一只小肚子给撑坏，反而不舒服。老婆子足智多谋，阅历非浅，很懂得调理孩子这一套，更有一本算计得非常老到的私账。就这样，她把每周的大部分生活费派了自己的用场，用在教区新一代身上的津贴也就比规定的少了许多。她居然发现深处自有更深处，证明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实验哲学家。

人人都知道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佳话，他自有一套马儿不吃草也能跑得好的高见，还演证得活龙活现，把自己一匹马的饲料降到每天只喂一根干草。毫无疑问，要不是那匹马在即将获得第一份可口的空气饲料之前二十四小时一命呜乎，他早就调教出一匹什么东西都不吃的烈性子骏马来了。接受委托照看奥立弗·退斯特的那位女士也信奉实验哲学，不幸的是，她的一套制度实施起来也往往产生极其相似的结果。每当孩子们已经训练得可以依靠低劣得不能再低劣的食物中少得不能再少的一部分活下去的时候，十个之中倒有八个半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要么在饥寒交迫下病倒在床，要么一不留神掉进了火里，要不就是偶然之间给呛得半死，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可怜的小生命一般都会被召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先人团聚去了。

在翻床架子的时候，没有看见床上还有教区收养的一名孤儿，居然连他一块倒过来，或者正赶上洗洗涮涮的时候一不留神把孩子给烫死了——不过后一种事故非常罕见，洗洗涮测一类的事在寄养所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发生这样的事“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开其后玄，偶尔也会吃官司，很有趣，但并不多见。陪审团也许会心血来潮，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要不就是教区居民公然联名提出抗议。不过，这类不识相的举动很快就会被教区医生的证明和干事的证词给顶回去，前者照例把尸体剖开看看，发现里边空无一物（这倒是极为可能的），后者则是教区要他们怎么发誓他们就怎么发誓，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