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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知北游》）“有”、“无”的极性观念，死死地控制着我们的思维。况且，我们的思维正是有无极性观念的体现。常人著有，声闻、缘觉等修道人著空。修行人可清除杂念（“涤除玄览”），达到空无一念一物之境（“予能有无矣”），但却著“空无”，不能无“无”。有是相，“无”也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相”之相亦是虚妄。“道”不存在“有”相，也不存在“无”相，“道”是非有非无。即使达到无“无”，却又成“有”矣，有个“无无”。佛陀讲，离四句（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绝百非。关键在用极性的思维来消除“有”、“无”的极性，犹扬汤止沸，那是无法达到非极性的“道”的属性。因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当思维活动进行时，想从中理出有与无的绝对来，结果还是“有”、“无”的“怪圈”缠绕。

庄子讲“道无问，问无应。”道无言语相、心缘相，绝言绝虑，只是“不思善，不思恶”（不思有，不思无），将“思”的狂心歇下，歇即菩提，一念不生全体现。突破思维，开显自性，就是破除“有无”的极性观念。庄子的“道无问，问无应”，和惠能的“不思善，不思恶”、“无念、无住、无相”皆是突破极性思维的办法，同时也是开显自性的体悟，用不思维来解决思维解决不了的困境，能悟入吗？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用者乎！物孰不资焉！”（《庄子·知北游》）极性事物和极性观念，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极性的任何事物，充其量只能有一半的“利”和“用”。因为，极性对待时，恰好是太极图的阴阳两半，它们总是互补的。只有抽掉“Ｓ”线的界相，成非极性无极态时，全体大用才自然显现，无穷无尽，无为无不为，这就是“而况乎无用者乎！物孰不资焉！”故“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正是突破极性思维、开显自性的大智慧！

“不以生生死（生的极性观念，必以死为前提，故言‘生’时，‘死’则随生矣），不以死死生（有‘死’的极性，必相待‘生’的对应），死生有待邪（互为前提相互依从）！皆有所一体（死生、生死的极性，皆是虚幻的观念而已！及至吾人出生入死，亦是不生不死的道体的虚妄称相）。”（《庄子·知北游》）一切极性的事物，都以非极性为底本，为本体。极性的死生、生死之变化都在不生不死的非极性本体上进行。所以，要二相（极性）归一相（非极性），就要从极性思维这个枢纽中证取，将思维赖以存在的极性观念泯灭（既不思左，又不思右），自然天下太平，“不欲（不思善，不思恶）以静，天下将自定（极性观念泯灭，本来‘不动不摇’的自性显现）。”（《三十七章》）　“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本体妙明之心）即是无心之心、离一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之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黄檗传心法要》）当下泯灭极性思维，断除分别识心，大道本在目前。但吾人二相之妄心坚固难化，非是说说就能清除，非一番实证功夫了断不可。“心本无生因境有”，吾人妄心皆因外境而有（是六尘之缘影），乃二相攀缘落谢的影像耳！“前境若无心亦无”。可是，吾人难就难在不能转物，而总是被物所转。

庄子曰：“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岂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为去为。齐知之所知，则浅矣。”（《庄子·知北游》）

世人的可悲，就在于见相著相，见境被境所转，根尘相对生识。识者，外境外物之映象也，前尘影事也。吾人之心，直为外境外物的集栖地（逆旅），摄取了满脑子的六尘幻影，成为吾人之心。凡夫只知道见相摄相，见物印物，将反映在意识的“烙印”（知遇）进行组合运算，产生出爱憎好恶的极性观念，这就是吾人之心（即思维）。根本不知道正是由于有这种前尘影事，致使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生灭观念。所以说，“心”是极性分割的根本所在，亦是生死之根源也！圣人知此机制，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见相见性，不被境物所转，于境无心，于事无心（事无事），知一切皆是自心现量而不“自心取自心，非幻而成幻”，“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无不是自性之展现）”。这就是庄子说的“所不遇”，遇物遇境而不被物境所转，体现出“所不遇”的效应。

凡夫只“知遇而不知所不遇”，只“知能能（只知见境见物攀缘取舍）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