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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想到,新社会了,我们的后代还念不成书!学校不上课,教师不教书,误国误民误子弟,这是对人民的犯罪,终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他的倡导下,大寨、昔阳尊师重教,成了专家教授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些“大手笔”写出了“大文章”,研究出了包括新的果蔬种植、粮食新品种栽培等在内的很多项目。从此,新鲜的蔬菜一年四季摆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新品种的苹果摆上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精装核桃、冷冻兔肉、水果罐头等十几个产品在广交会上频频亮相,并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居安思危,一直是他激励、警戒自己的格言。他在欣喜之余不免担心:有朝一日专家们走了怎么办?于是他抓住时机,号召以公社为单位建立农科所、技术推广站和农业技术学校,村村建立农科组,人人落实试验田,拜专家为师,扎扎实实学科学、用科学。
他分期分批带领社队干部到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江西等地外出考察,对大家说:“天外还有天。要学习当地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回来后注重推广。”他还让县里各专业单位举办学习班,派人到南方接受培训,学成归来后在昔阳建立育种基地,进行品种改良试验。
应中国农科院的邀请,他派出几位同志代表大寨去海南参加农业会议,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些,把先进的技术学到手。他语重心长地对与会人员说:“学大寨运动要有后劲,这个后劲就是科学。如果在科技上落下步子,我们的工作将一塌糊涂。”他教育大寨人:每次人们到大寨,都要当做是自己学习他人的机会;每次外出学习,都要当做是寻找自己差距的机会,即“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多年来,在专家们的传帮带下,一批大寨“土专家”脱颖而出,在科研上大显身手。自从1965年11月起,北京农业展览馆年年举办“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一直延续了13年。大寨的许多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成果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寨作为全国科研先进集体出席了会议,在近百项科研成果中,筛选出了优良玉米品种“大旦1号”、“大旦2号”和优良高粱品种“大杂5号”等十几个有科技含量的成果向大会献礼,引起很大反响。与会者看了说:“过去只知道大寨人大干苦干,没想到科研也搞得这么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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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不管’主任”
爷爷当了县里的官,仍然坚持领导生产,带头参加劳动。有一次,昔阳县革委会开完会后,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工作人员给他在县委大楼准备好宿舍,让他住在县城里。他听后哈哈一笑说:“我要回大寨,明天一早还要下地劳动哩。三早折一工嘛!”众人听了不理解,他就说:“我这个主任是带领全县人民搞生产的,不参加劳动怎么能领导好生产?”
他很明确地对几个县委领导说:“我这个主任可是‘三不管’主任,白天的事我不管,不要妨碍我劳动;不懂的事我不管,你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一般的事我不管,你们研究着办。有要事咱们晚上开会研究。”
这么多年来,他手中有着实权,但是掌权不揽权。这么多事,只要他管哪件,哪件就有分量。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管的事必有结果,不管的必有答复,一切都不忙乱。这是他的领导风格。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任县委书记时,爷爷定下一条原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主政昔阳12年,执掌大寨21年,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为昔阳人民创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一是农田基本建设卓有成效。12年里,他领导昔阳人民共建大小工程9830多个,治理小流域3200多处,劈山3座,打坝860公里。全县治理山沟共碹涵洞长约77公里,洞下流水,洞上种田。经过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在宽广的河滩上打坝填土造平原,全县增加了60000多亩既能机耕又能浇水的良田。
特别是在1972年到1975年连续干旱时,昔阳县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用近3万个工,完成了4400多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松溪河上垒起了总长26万米的大石坝,造了34000多亩地;在2000多条乱石沟里砌起了35000多米的涵洞,造了20000多亩好地,总共增加了70000亩水浇地,实现了1972年提出的“一年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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