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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说：“我们搞的是农业生产，如果这样耽误下去，恐怕生产也搞不好了，你就不来大寨了，我们也该歇心了，咱们两省事！”他心疼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可这也是工作需要，只得忍耐，也劝社员们再忍耐些，并且提议开始一边劳动，一边配合，干活摄影两不误。

摄影记者被他们一分钟都不愿耽误的劲头感染了，集中精力抓拍他们的劳动镜头，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位记者感慨地说：“拍得自然、真实，这是因为大寨人干得实在呀！”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赵忠祥在《岁月随想》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在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

“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形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么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儿，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眼里服他。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　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5）应接不暇的参观者

20世纪60年代的大寨，红遍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大寨。一些画画的、谱曲的、写剧本的、调查农业专题的、劳动锻炼的、研究土壤的、调查种子的，还有人事组织部门派的人也纷纷到大寨来取经。

“文革”中，尽管中央一再发出通知，不让那么多人去大寨参观，甚至规定参观大寨必须经农业部批准，但是各地的人们不管那些，仍然潮水般地拥向虎头山。随之而来的是给忙于生产的大寨人带来了诸多接待方面的不便。

农业学大寨（4）

在食宿方面。大寨接待站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客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闻见饭菜味，听到炒菜声。由于来的人太多，接待人员只好往桌上放一盆饭，让来吃饭的人自己动手。即便是喝水，也是个大问题。大寨缺水，只有一口井。参观者来得太多了，水不够喝，最后只好从邻村抽水给大寨。后来还不得不用卡车从远处拉水来解决参观者的喝水问题。为了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大寨人在村口推平了一座小山，建起了“大寨国际旅行社”。由于来的人太多，多数到大寨参观的人不能住在大寨旅行社，只能住在昔阳县城里。当时昔阳县的招待所和旅馆一共有5000多张床位，但还是满足不了需要。有的参观者只能住在邻近的阳泉市和平定县，每天坐汽车到大寨参观，晚上回去住。最高峰时，有些人只能住在远处的石家庄。

在出行方面，到大寨的汽车来来往往，特别繁忙。很多人来不及等汽车，只好步行到大寨。即便这样，停放的车辆还是很多，从村里一直排到村外。

有人说：“小村大寨，因陈永贵而蜚声世界。不知陈永贵，不可谓知中国大寨；不到大寨，又焉能知陈永贵？”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尊敬，许多人都希望见他一面。可爷爷最怕劳动的时候有人打搅他，到了地里，他低头不语，只赶着撒种修地。来访的人们只好在他收工以后访问他。于是常常出现前后左右围了一大群人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