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3/4 页)

在地的东坑口供销社买货物，途中被老社员乱棍打伤。

开化县委书记魏廷秀，县长吴海松2月21日赶赴现场调解。当地的老社员说：“不是魏廷秀做主，接受这么多移民，我们的日子不会这么难。”结果，县委书记被老社员打成了重伤，吴海松也挨了不少棒棍。

械斗持续的四天中，华埠至下庄的四十公里路段，也就是浙江通往江西的公路通道被堵塞。当时勉强还能有指挥能力的开化县委、县人委，最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调动了十部卡车，装载了五百多名民兵，赶往杨林，才把集结起来的四千多名当地持械的武装老社员强行驱散。

一场大规模械斗平息了，但杨林的新老社员关系已经严重对立了。

参加座谈会的徐启东、郑启善动情地说：“‘2·19’事件之后，开化县委、县政府瘫痪了，我们柏林和高坂两个大队的一百多移民也无法生存，回淳安排岭向故乡的党政领导倾诉。淳安的党政机关也被‘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搞瘫痪了，我们无处控诉那个时代不负责任的跃进式移民，无处倾诉那个时代酿成的苦酒，这苦酒要由我们移民自己来喝，这不公道。”

水库移民是一种国家行为，被迁移民是一种非自愿的迁移，国家在安置水库移民时大多将移民后靠或将移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贫困的山区，但受淹区的移民原来大多生活在河谷平原和交通沿线相对富裕的地区。他们移民之后，生产、生活反差都比较大，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库移民，到一个新地方，大多住在安置地农民腾出的旧房子里，住房紧，农家具少，他们踏上移民路之后，身上就积聚起一股怨气。

安置地的干部群众，也不乐意接受库区移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种国家行动。当时的“一平二调”，安置地的农民把田地山几乎是白白地划送给移民。一亩田国家也就只给100元左右的补助。其他什么也不给了。老社员补偿少，新社员损失大，双方都有怨气。不论是独立进队还是插队安家，新老社员开始一段时期的“磨合期”，难免“擦枪走火”，矛盾加深。一场场的械斗，就是这样遭受不平等待遇，积累起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直至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参加冲突械斗的双方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生存的利益……

。。

5．苦难与争斗（1）

如果说异地移民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就地上山安置的移民，与老乡在一起，应该比较容易融合吧。事实上也确如此，新老社员之间、后靠大队之间关系还比较和谐、融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置速度加快，安置数量增大，安置工作粗糙，潜在的矛盾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安置地排挤后靠移民，不给移民宅基地，移民被迫停止生产，新老社员矛盾激化，不少移民就被迫卷起铺盖重迁了。

我们来到坐落在千岛湖东北角的富文山。山外精彩的改革开放政策早已把泥墙屋翻建成钢筋水泥的小洋房了。但这里还是“江河依旧”，一座座山脚下树林丛中掩盖着一幢幢泥墙屋，这幢幢泥墙屋都凝聚着历史沧桑的痕迹，风雨的冲刷，泥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墙面也已凹凸不平。有的泥墙屋大门紧闭，四周已杂草丛生，据说是携儿带女举家外出打工去寻找新的生活了。

在方家畈村我见到了一位耄耋老人方银汉，这位80岁的老村党支部书记精神矍铄，看上去怎么也不像一个年高八旬的老人。我们一提起后靠移民的话题，他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方银汉老人对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后靠移民路总感到愧疚，他觉得对不起同宗同祖的方氏后代。

“我们老家原住在山外的富文公社龙泉庄大队，全村72户309人。我村到铜官虽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我们村地势高，据说水位高程超过80米。1959年大规模的迁移高潮涌来的时候，公社里曾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做好后靠的迁移准备，我们都以水漫不到我村为由推掉了。1960年元旦过后，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一个样，到了5月份，我们村几幢低洼地段的房子被水淹进了，当时县移委要我们搬到离龙泉庄22里路外的漠川大队。那时龙泉庄有句俗语：‘宁可出外一尺，不愿进里一寸。’意思是都愿意往有土地的山外搬，不愿住到山里去。对漠川这个深山老林，全村人都不想去，但是水已经涌进我们龙泉庄的七十多户农家了，无奈，家家户户只得往村后的山上搬。”

方银汉老人对土地的渴望是太强烈了，他认为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就拥有一切。因此，他给四个儿子分别取名田水、田中、田泰、田志，最后要为拥有田而得志。漠川当时已有三百多